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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第一次與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強參加杜老在萬壽路賓館主持的一個座談會﹐在座的多是各省農口的領導﹐主題是基層幹部問題。當時包產到戶初露端倪﹐乍暖還寒。基層幹群矛盾突出﹐發言者對基層幹部頗多微詞。杜老突然點將﹐“讓在農村插過隊的年青人說說。”小強和我只表述了一個觀點﹕基層幹部﹐是我們黨在農村的惟一組織資源﹐體制正確時﹐幹好事的是他們﹐體制錯誤時﹐幹壞事的也可能是他們。除了他們﹐我們在農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杜老投來讚許的眼光﹐鼓勵我們繼續講。我補充﹕“就像大鬧天宮和西天取經是同一個孫悟空一樣。”杜老嘿嘿地笑起來﹕“噢﹖你們年青人也這樣認識﹖”顯然是表彰﹐杜老拉著我們倆年青人與他同桌進餐。霍泛伯伯邊吃邊敲邊鼓﹕“老杜啊﹐你不總想找一些有理論有實踐的年青人共同搞調研嗎﹖”杜老笑而不答﹐他要觀察我們﹐考量我們。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說﹕“農民窮﹐中國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誰要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忘記農民﹐誰就是數典忘祖﹗”一塊鉅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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