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如何应对“新冷战”？

自去年底今年初美国政府公然宣布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以来，美国不仅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且，开始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4月19日，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市场和投资政策的助理部长塔博特（Heath Tarbert），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称，美国政府正考虑使用《紧急状态法》来控制中国对美国敏感技术的投资。1977年制订的《紧急状态法》赋予美国总统应对“异乎寻常的严重威胁”的广泛权力，包括阻止即将进行的交易和冻结外国资产。美方准备限制的中国投资项目，包括微型芯片和5G无线技术等。同一天，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报告称，中国政府“可能支持某些企业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并促进政府利益，并且，点名中兴、华为、联想等3家企业。至于中兴，已被美国商务部以该企业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为由、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中东的较量，同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冷战”颇相似。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冷战”的特征，是大国维持核恐怖平衡下的军事对峙加政治对抗，以及大国为后台的地区性局部战争。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甚至禁止其中若干企业与美国企业做生意，则反映当前正在展现的“冷战”的新特征。当前的“冷战”既包括大国为后台的地区性局部战争，也包括大国间直接经贸冲突，但其根本特征是大国在维持核恐怖平衡的同时，争夺信息领域和外太空的优势。
大国间直接经贸冲突，和各方争夺信息领域和外太空的优势，反映自上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以来新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空前拓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当前的“冷战”，是有别于上世纪的“新冷战”。
上世纪“冷战”人为分隔了香港与内地。在那40年间，一方面，内地与西方国家经贸关系十分脆弱；另一方面，香港依靠西方国家建立起本地制造业，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也正因此，香港在上世纪“冷战”时期积累的经验，不仅完全不可能帮助香港居民应付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日子的“新冷战”，甚至，会产生相反效果。
首先，上世纪“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是香港依靠对象，如今，香港因为回归了中国而遭受美国对华贸易战的附带打击，接下来，香港企业很可能还会受美国限制中国企业的附带打击。香港居民应当明白时过境迁，不抱幻想，在美中关系上坚定地同国家站一起。
眼下，香港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和情绪，一是以为香港可以中立，一是不以为局势会迅速恶化。前一种观点和情绪，虽然建基于香港是实行“一国两制”和世贸组织成员的事实，但是，高估了香港的所谓特殊性。后一种观点和情绪，属于政治幼稚，低估了美国社会各界在整体上容不得中华民族复兴的意愿。
香港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需要准确判断当前“新冷战”，先端正自己的思想，然后，方能向香港社会各界提供思想指引。显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令人忧虑的，香港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充斥着上述两种错误观点和情绪。
“新冷战”日益恶化，不仅反映在美国遏制中国的举措接踵而至，而且反映在西方国家开始蔓延怀疑甚至对抗中国的观念。最近，欧盟28个成员国除匈牙利外其他27国驻华大使联署一份声明，指责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便是这方面的最新动态。
香港居民不仅需要识破西方国家看待中国的观念和情绪是错的，而且需要对西方意识形态做整体的批判性反思。
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仍旧信奉自由主义和开放包容；但是，另一方面，已然主导美国政府以及对许多西方国家影响不断扩张的，却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为什么产生那样的自相矛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同过去一二十年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对立加剧带来负面影响相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内在不可克服的虚伪性。这就是：究竟是高举自由主义和开放包容的旗帜？抑或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完全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为转移。
今天，中国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手，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应有之义。香港居民应当同内地同胞一道担起如此崇高的历史使命。

（《大公报》2018年5月3日A12“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