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须长期调整

【2017-10-26】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要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落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第一份施政报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必须同贯彻习近平主席指示相结合。为此，必须坚决引导社会焦点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需要澄清两种观点，一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能取代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二是施政报告政策措施不能代替对某些制度的改革。 香港政治问题分两方面：其一，基本政治矛盾，即两大对立政治派别争夺香港管治权的斗争；其一，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尚缺乏对回归后新身分的应有认同，亦即缺乏对国家的应有认识；二者的关联在于，反对派争夺香港管治权，得到了一部分缺乏对国家应有认识的香港居民的支持。 目前，香港社会在政治上形成严重分化，首先是因为反对派争夺香港管治权不择手段、空前恶劣，把香港一部分居民对国家缺乏应有认识的问题也空前激烈地凸现；其次，也同多年来经济转型蹉跎、民生问题成堆相关。 更多总之，今天香港，是政治问题与经济民生问题迭加，政治矛盾与意识形态问题迭加，但是，首先必须从解决大多数香港居民亟盼解决的问题入手，保持社会大体稳定，逐步推进必须的局部具体制度改革。 各种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同一指向——大多数香港居民亟盼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困难在于，种种因素已导致香港的经济和民生也都形成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政府必须也只能采取短期治标、中长期治本相结合的策略。 对于施政报告的经济民生政策，有人明白短期治标是必要的而予以肯定，有人误以为治标是取代治本而表示不满；有人明白中长期治本必须是次第展开，因而对政府不可能在现时交代清楚今后具体做法表示理解，有人急于求成要求行政长官把5年任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路线图画得一清二楚。这些分歧都是基于理性分析。如出于政治动机故意歪曲，则当别论。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可能克服社会政治分裂的原因，但是能够营造有助于摆脱社会政治分裂的氛围。香港一部分居民因为对经济民生不满而加强对反对派的支持，会随着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而舒缓。亦即说，“政治问题与经济民生问题迭加”可以随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而分离。但是，香港一部分居民支持反对派的原因是意识形态，不可能随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而自动消除。亦即是说，“政治矛盾与意识形态问题迭加”，必须由政治手段和思想工作来化解。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解决，需要三项条件：一是完善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领导体制和机制，使反对派不敢也不能争夺特区管治权；二是巩固和深化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促使香港一部分居民树立对国家应有认识，确立与回归祖国相一致的身分认同；三是反对派分裂出“建设性反对派”，愿意在承认国家政治体制和执政党的前提下，就特区发展包括香港与内地关系提出建设性意见。 这三项条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香港一部分居民认识国家、确立新身分认同，与反对派分裂出“建设性反对派”是相互关联的；另一方面，完善中央对特区领导，与推进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是相辅相成的。不难理解，后一方面是前一方面的基础，当然，不能取代前一方面工作。 评价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的施政，不能按照某些政治团体、人士的主观意愿和特殊利益，更不能被居心叵测者误导。评价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的施政，必须按照香港发展需要。香港需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需要修补社会政治分裂，但是，香港没有能力同时解决经济民生政治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大多数居民亟盼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有利于舒缓社会政治分裂。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修补社会政治分裂，都需要标本兼治，必须先易后难，先努力治标同时展开治本工程。 新一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其管治班子努力引导社会各界从长期困于政治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0月11日，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就施政报告所作发言中说：“我完全明白一份篇幅较长的《施政报告》不能确保政策完全到位、落实执行有力，我和问责团队会以谦卑态度继续聆听各位议员和社会大众的意见，务求让这份《施政报告》为香港的未来带来新的起点。” “为香港的未来带来新的起点”，是全体市民所盼望的，而十九大报告为香港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公报》2017年10月26日A16“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十九大报告为港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2017-9-21】 有一种观点：在大学校园专属学生会的所谓“民主墙”亦即特定范围发表“港独”言论，虽然违背《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的规定，但是，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应被允许或容忍。 更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联合国政治与公民权利公约》第十九条指出—— “（一）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 （二）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它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条第二款所载权利之行使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各项所必需： （1）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2）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反对派以及受激进反对派蛊惑的极少数鼓吹“港独”的大学生，口口声声以《联合国政治与公民权利公约》作为他们争取所谓“真普选”之圭臬，却竟然无视该公约关于言论自由必须“保障国家安全”之要求。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享受言论自由，必须受《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的规定所限制，这是特区“保障国家安全”应有之义。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政务司长张建宗先后明确指出，“港独”主张超越言论自由范畴，事关香港宪制地位和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须遏止。香港的10所大学校长也发表了相同观点的联署声明。可以预言，在香港的大学校园“港独”气焰将在相当程度上被压制。但是，清除“港独”，需要香港核心价值与时俱进。 香港的核心价值形成于九七前，是西方意识形态与香港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成果。 1950年是全球格局的重大转折点，也是香港与祖国内地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冷战”划分东西方两大阵营。美国污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朝鲜，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封锁。于是，香港与内地关系被人为分隔。 上世纪50年代初，香港大约有250万人口，大部分是1949年前后从内地移居香港。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本地拓展制造业，带动产业结构多元化，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依靠西方国家的原材料和市场，也在颇大程度上得力于西方国家资本的直接投资。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成长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完全靠西方。 从1967年至1997年的所谓“黄金30年”，后半段同国家主体改革开放发展提供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向广东省珠三角迁移的机遇有莫大关联，但是，港英政府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政策，以及同内地居民直接相关的“抵垒政策”，和针对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居英权计划”，对于笼络人心、巩固和加强英国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对香港的长远深刻影响，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效果，使这30年香港发展的主轴继续围绕西方。 于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具有很强的“非中国”或“排斥中国”的特征，同香港社会主流民意长时期对内地和内地居民持有“三重优越感”紧密相关联。“三重优越感”是：（1）经济优越感，香港经济水平高于内地，香港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高于内地居民；（2）制度优越感，内地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为目标，香港市场经济堪为内地楷模，香港发展民主政制具有“普世性”，内地政治体制改革也将追随；（3）意识形态优越感，这是前两重优越感的必然结果。 但是，21世纪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国家迅速崛起，打破了以上第一重优越感，并且，使后两重优越感承受着空前严重的冲击。眼看西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陷于前所未见的危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解体，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正同西方意识形态核心观念相悖，越来越多香港居民开始思考：香港与国家主体比较，究竟还有哪些优势？ 反对派主流——“泛民主派”走投无路。他们无法客观全面清醒地回答香港为何走到今天？香港向何处去？就不可能提出吸引传统支持者继续跟随的政治纲领和口号。 反对派支流——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或者主张“本土自决”，或者公然鼓吹“港独”，丧失政治理性，企图蚍蜉撼树、螳臂挡车。 然而，值得深入分析和高度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香港社会主流民意迄未对“港独”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强大舆论？为什么“泛民主派”依然相信在本届立法会议席补选中他们能够打败建制派？一言以蔽之，因为，香港的核心价值依然是九七前的形态，仍然支配着香港社会主流民意，仍然是“泛民主派”赖以安身立命的支撑。 “不破不立”，“破”不等于“立”。建制派、尤其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在继续批判“港独”的同时，必须推动香港核心价值与时俱进。 （《大公报》2017年9月21日A12“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