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5】
2018/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关于与民共享政府丰厚财政盈余的争议，经特区政府采取补充措施后大体趋于平息。香港社会各界应当继续聚焦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香港面对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民生难题：相当一部分居民无法实现置业愿望，公营医疗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普通居民就医所需，社会老年化趋势加快、越来越多居民陷入养老困境，强积金对冲问题迄未解决，劳工界始终关注标准工时立法何时提上政府公共政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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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营医疗体系而言。不久前，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家亮在网志撰文，就一位病人向他诉说其到公立医院专科诊所求诊却必须轮候至2019年12月一事发表评论。陈家亮称，如果明天香港公营医院突然增加800名医生，那么，病人长时间轮候的情况将得到改善。但是，陈家亮承认，他的这个愿望也许是“白日梦”，因为，增加培训本地医生缓不济急，而输入海外医生困难重重。
据特区政府统计，目前，香港的人口和医生的比例大约是1000:1.9，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比例为1000:3.4。这意味着香港要在目前1.4万名医生基础上增加1.1万名医生，才能追上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遑论追赶一些发达经济体更高水平。
应该说特区现届政府看到了这一问题。2018/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3,000亿元财政储备，推动第二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从2026年起增建、扩建、重建多家公营医院。尽管财政预算案没有提及将同步增加更多医生，但我相信，政府将会那样做，否则，不符合常理。
问题是，第二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是“远水”，政府和业界必须谋良策以“救近火”。譬如，以缩短专科病人轮候就诊时间和缩短普通科病人急诊等候时间为“硬指标”，尽快从海外和内地输入医生。
输入海外和内地医生可以采取权宜之计，即以合约方式聘请全球（包括内地）知名医学院毕业后在全球知名医院具一定工作年资并晋升至一定岗位的医生，来香港公营医院工作若干年。期间，鼓励他们通过香港执业资格考试，在合约期满后长时间在香港从医。另一方面，政府增加本港医学院大学生名额，努力培养更多本地医生。否则，不可能追上OECD成员国的人口和医生比例的平均水平。
然而，无论采取合约方式有年期地引入海外和内地医生，还是鼓励海外和内地医生通过本港执业资格考试，都会遭到本港有关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和抵制。政府需要敢于“碰硬”。
另一个亟需政府敢于“碰硬”的，是尽快启动大规模填海造地，以便尽可能在较短时间显著增加公营房屋供应。
尽管上届政府在增加土地和公营房屋的供应上尽了力，但是，申请公屋的轮候时间却延长至4.7年，距离政府设定的3年目标渐行渐远；同时，居住环境恶劣的住户数，增至逾11万。现届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尽快增加土地供应以尽快建造更多公营房屋。
在增加土地供应的所有选项中，政府最容易做的是在维多利亚港以外填海造地，但是，若干环保团体反对。
在那些环保团体背后，有既得利益者的影子。政府不理那些环保团体反对而决定填海造地，便会得罪有关既得利益者，所以，政府需要敢于“碰硬”。
强积金对冲问题需要特区政府增加财政承担以求解决，而标准工时立法之所以被束之高阁，也同有关既得利益群体竭力反对和阻挠分不开，但是，性质同以上两个问题不一样。反对和抵制海外和内地医生来香港执业，反对和阻挠政府在维多利亚港以外填海造地，有关既得利益群体或人士完全是基于其私利。香港中小企业反对取消强积金对冲和反对标准工时立法，则有可以理解的因素。
政府应增加财政支持说服企业雇主尽快同意取消强积金对冲，同时应加强监督企业是否自觉执行与雇员签订的合约，视乎情况决定是否为标准工时立法。如果绝大多数企业自觉执行与雇员的合约，政府就有说服工会暂缓标准工时立法的理由。处理强积金对冲和标准工时立法问题，政府所需要的“碰硬”是平衡劳资矛盾。
特区政府在全民退休保障方案前止步，是有合理因素即顾虑香港出现结构性财政赤字。但是，如果找不到其他办法来应对人口老化加重，那么，全民退休保障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政策选项。
现届政府为完善2018/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与民共享方案而额外为280万名香港居民提供人均4000港元“派糖”，让我联想一个问题。如果这280万居民许多人不能显著改善他们的境况，那么，他们将逐年分批加入需要政府提供养老帮助者行列。所以，从现届政府起，必须找到为“老有所养”提供保障的方案，或者要求企业和就业者增加强积金的支付，或者财政愿意更多承担。这一切意味着现行税制和税率需要改动，甚至意味着政府准备迎接不可避免的结构性财政赤字亦即“碰硬”。
（《大公报》2018年4月5日A12“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