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26】
40年前,中国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制造业接近高峰。1980年内地成立4个经济特区,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是24%,制造业员工占本地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是42%,从此,这两个比例“江河日下”。
内地改革开放、成立经济特区,同香港制造业饱和,这两件事不相干,但是,同时发生而又恰逢内地向香港打开门窗,于是,二者就产生了联系。这就叫“风云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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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内地改革开放,“地利”——4个经济特区有3个在广东,其中,最大的深圳特区紧邻香港,“人和”——香港居民相当多是来自广东的移民及其后代,他们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有亲戚朋友,三者齐备,吸引香港制造业从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的10年间大规模迁至广东省珠三角,与香港服务业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和合作。
那是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滥觞,也是香港中小企的黄金岁月。香港制造业中小企通过北迁广东省珠三角得以发展壮大。有一项数据:1984年至1994年,香港本地制造业雇员由84万人减至43万人,迁至广东珠三角的工厂则雇用500万人。与此同时,香港本地服务业的中小企通过为北迁的规模大得多的工厂提供服务也得到发展。在颇大程度上,正是那样的造化,让今天香港企业仍然是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
然而,时过境迁。今天,香港中小企面对两大挑战:一是香港本地经济转型将提速,科技和创新驱动的新产业和新行业鼓励和允许生存的中小企业,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香港既有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中小企不可同日而语;二是本地劳资关系发生丕变,强积金对冲机制面临取消,标准工时立法要求依然存在,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中小企承受沉重成本压力。两大挑战迫使香港中小企必须做出抉择——或者想方设法脱胎换骨转变为“独角兽”一类的崭新的中小企,或者再次向外转移、另找能够生存之地,否则,唯有在本地结业或购并。
问题是,向外转移何处是能够生存之地?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迁至广东珠三角的工厂,在10多年前就面临再度迁移问题,因为,广东珠三角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大幅提高了,劳动或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再也无法生存。但是,成功向其他地方迁移的例子不多,选择结业返回香港的不少。今天,广东珠三角已是创新和科技产业主导,香港本地服务业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中小企岂能前去插足?
由传统中小企蜕变为“独角兽”不是不可能,但肯定是稀罕。没有包袱的年轻人创办“独角兽”固然不易,成年人拥有的传统中小企“凤凰涅槃”则“难于上青天”。
因此,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不能低估,未来5年至10年,香港本地中小企可能出现结业或购并风潮。
现届政府精心设计了逐步取消强积金对冲机制的方案,并表示这是初步方案。将吸收所有持份者意见加以完善。政府方案的侧重点是帮助和鼓励中小企逐步取消强积金对冲而不裁员。这是合情合理的。政府当然不能公开把有些中小企可能选择结业而非裁员来应因强积金对冲机制被取消作为一种前景来分析。但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估计那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
从香港长远发展看,本地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的格局必须改变。香港需要一批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但是,香港本地以地产为主业的大型企业国际化程度普遍不高。香港既有跨国企业在香港的产业分布,一方面,与香港必须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要求有差距,另一方面,正承受地缘经济格局转变的沉重压力。因为地缘经济格局转变,曾经在航空运输业叱吒风云的国泰惨谈经营。因为地缘经济格局转变,曾经名列全球第一的香港货柜港无可奈何地滑落,今年很可能跌至全球第七。因此,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转变关于香港经济发展的观念,在推动强积金对冲机制取消的同时,帮助香港中小企尽可能平稳地经受转型、结业或购并的考验,推动香港形成一批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香港商报》2018年4月26日A2“香江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