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19】
《维基百科》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的定义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这当然未必是一个为所有人都接受的定义，但不妨作为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的一个具有工具性质的前提。
戴耀廷符合上述定义的前半句话——“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至于是否符合后半句话“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则有很大分歧。
有些人批评，特区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对戴耀廷在台湾鼓吹“港独”和中国分裂的言论的谴责，是压制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对香港的公知造成“寒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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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戴耀廷发起“占中”运动导致暴力是“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吗？特区终审法院即使免除了黄之锋等3名青年学生继续入狱服刑，但是，仍判决他们在“占中”过程中犯了罪，不啻给“占中”始作俑者戴耀廷一个鞭挞。戴耀廷不是一个单纯的公知，他兼具公知和政客双重身分，打着学术的幌子宣传政治主张，打着公知的幌子进行政治活动。不能把戴耀廷视为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名代表。
香港公知则应当从戴耀廷身上汲取教训。
第一，公知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应当符合科学原则。譬如，学术研究应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等于因循守旧、缺乏远见。远见需要想象，但是，想象不等于臆想。如戴耀廷般没有严谨的事实前提，随心所欲地编造中国未来分裂而香港等地将得以独立或者组成联邦的图景，能称之为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吗？
戴耀廷的问题不在于政治立场，而在于他的作风——治学作风和政治作风。在政治立场与传统“泛民主派”相同的公知中，不乏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公知。
为讨论问题，请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恕我以他近两年先后刊登于《明报》评论版的两篇文章为例。前一篇是2016年11月21日发表的《西方民主的危机》，文章开门见山——“特朗普当选，对很多人是难以接受的事实。号称‘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选出一个不少言论立场都违反自由民主精神的人。这其实反映了现代自由民主体制面对的深层危机。而这危机，不光是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当选，而是现代西方民主政体的政治精英已经无法应付急速转变的选民文化，民主体制亦未能承载人民的期望。”后一篇是2018年4月9日发表的《有些事情 再也回不去了》，先是分析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丧失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合适行为”即政党和政治人物“自觉地自行约制”，以致于逐步走向政治两极对立；然后，感叹香港也未能幸免。马岳没有为西方民主和香港发展民主开出良方，这不是公知必定要完成的，但他展现了公知面对现实的应有态度。
第二，公知“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应以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依归。
公知不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范的特区公职人员，批评或者不同意国家根本制度不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本地相关法律。他们中间一些人笃行西方政治制度是普世的，要求国家根本制度以西方政治制度为目标加以改变，为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所允许。但是，他们应当为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建言献策，否则，怎么能以香港公知自居？
现实是，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系于国家。哪一个公知敢于说香港囿于一千一百多一点平方公里土地和740万人口能够自力更生？开放是香港安身立命之本，面对新世纪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愈益深化，香港唯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保持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不相扦格。例如，最近，发生所谓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接驳隧道一端的防波堤是否“崩角”的疑问，和高铁列车试运行时发生一节车厢出轨事件，公知从安全角度提出批评是完全应该的。此外，在土地使用、劏房、强积金对冲机制如何取消等等涉及弱势群体的经济民生议题上，公知应当倾向于为弱体群体发声。
香港公知大多数受西方价值观熏陶，容易倾向于传统“泛民主派”。但是，正是这一类学识和政治偏颇，妨碍他们客观深入地研究“一国两制”必须与时俱进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妨碍他们客观深入地剖析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正在恶化的全面危机，也妨碍他们客观深入地观察内地日新月异的变迁。坦率地说，香港公知，无论对于世界大势、国家大局还是香港前途，都鲜有真知灼见。
香港的事情终究需要全体香港居民一起来做好。中央对香港的领导和指导需要特区政府全面准确理解和配合。香港公知应当明白，无论是促使香港居民团结，还是帮助特区政府提高管治和施政水平，他们都承担着光荣的历史使命。
（《大公报》2018年4月19日A12“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