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12】
“戴耀廷事件”又一次暴露香港深受“负面政治”困扰。“戴耀廷事件”是指：戴耀廷于3月24日出席在台北举行的“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十周年——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权论坛”，发表“港独”并支持中国全面分裂的言论，受到特区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爱国爱港阵营强烈谴责，却得到“拒中抗共”势力集体保护。“负面政治”（destructive and negative politics）则是指政治派别和团体从其私利出发，一味地破坏和阻挠，对社会不具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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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中抗共”势力以捍卫言论和学术自由为籍口替戴耀廷辩护，完全站不住脚。
戴耀廷披着大学副教授外衣，却是一个彻头彻尾政客。他是非法“占领中环”运动始作俑者。2016年特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前，他发起“雷动计划”，为“拒中抗共”势力争取第六届立法会尽可能多席位。他持续扮演“拒中抗共”政治行动“领路人”，完全不是仅为“拒中抗共”势力摇旗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批判或谴责戴耀廷言行，不是针对香港的一名大学副教授，而是针对香港的一名政客。
戴耀廷称，他在3月24日“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十周年——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权论坛”关于中国未来将全面分裂、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可以成为独立国家或组织联邦政府的观点，是他一贯学术见解。因为他不是单纯的学者而是政客，因为那个论坛是“反共”政治活动，他的自我辩护不啻欲盖弥彰。
戴耀廷言行得到“拒中抗共”势力一贯支持。“雷动计划”因为涉及“拒中抗共”政治团体政治利益分配而引起该阵营内部矛盾，但是，只要戴耀廷言行为爱国爱港阵营批判或谴责，“拒中抗共”阵营便一致站在他身后。于是，“负面政治”一再充分暴露。
无论主张香港尽快抑或将来“建国”，无论主张香港单独抑或和中国其他地方分别“建国”，对香港和中国都是祸害。
传统“泛民主派”政治团体声称他们反对“港独”，却替戴耀廷辩护，使行政长官为缓和社会政治对立而做的努力一再化为泡影。
总之，“拒中抗共”势力严重破坏特区和中央关系，严重干扰香港社会各界聚焦经济和民生议题，对香港和国家毫无建设性。
香港亟需摆脱“拒中抗共”势力带来的“负面政治”，建设“良性政治”。为此，需要确立良性政治三项准则。
第一，全面准则贯彻“一国两制”，必须既树立“底线”也树立“基线”。所谓“底线”即绝不容忍“本土自决”和“港独”，绝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威。所谓“基线”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形成尊重国家根本制度的社会风气。
“本土激进分离势力”作为“拒中抗共”阵营的极端派别不断触碰“一国两制”的“底线”，传统“泛民主派”作为“拒中抗共”阵营的非极端派别，口头反对“港独”实际却被“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牵着鼻子走，无他，就因为他们都反对并企图推翻国家根本制度。“一国两制”唯有远离“底线”而前进在“基线”之上，才能行稳致远。至今，“一国两制”尚在“底线”和“基线”之间行进，岂能不经历曲折和颠簸？
第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必须以民为本。就在“拒中抗共”势力不断挑起政治争端的时候，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经济和民生问题不断恶化。举一个例子。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香港有9.27万个劏房单位居住了20.97万人。3月30日，赛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的“社区防灾能力建设计划”和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团体及社区工作部公布他们在2017年2月访问104个劏房家庭的结果，绝大多数居住劏房的家庭深受精神困扰，其来源包括环境挤迫、卫生恶劣、火灾风险、治安欠佳。香港居民（选民）应当以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是否他们谋福祉为一项重要准则，来决定支持谁反对谁。
第三，政府必须提高决策和施策水平。特区政府固然深受政治矛盾困扰，但是，不能否认香港经济民生一系列相互纠缠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同决策和施策水平相关。
（《香港商报》2018年4月12日A2“香江评论”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