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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新阶段开新局

作者: 周八駿 【2018-3-14】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通过了国家宪法修订案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全国政协领导机构,通过了全国政协章程修订案。两会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了载入史册的贡献。 香港社会各界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两会,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始进入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本质特征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更多第六届立法会香港岛、新界东、九龙西等3个地方选区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一个功能界别选区的议席补选,在两会进行期间举行,其结果反映香港政治生态呈现同“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相一致的历史性转变,折射香港越来越多居民开始接受“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有人会诘问:按3个地方选区所得选票总数和议席数来衡量,支持反对派的仍占多数,何来香港越来越多居民开始接受“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请注意:我说的是“开始”,这是指一种趋势,把今次补选与以往历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和补选相比较,越来越多香港居民接受“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岂不是清晰的趋势? 多少年来,即使在爱国爱港阵营中,都形成一种很深的成见——凡是“拒中抗共”势力反对的事和人,都会是爱国爱港阵营在立法会换届选举或补选中的票房毒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特区司法机构裁定反对派6名当选议员因宣誓违法而丧失议员资格,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决定实施“一地两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歌法》并列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等等,都被认为在3月11日立法会补选中肯定不利于爱国爱港阵营而有利于反对派。 在今次补选前,爱国爱港政治团体注意避免在重要政治性议题(如高铁“一地两制”)上与反对派开火,而是着重为选民(居民)争取新财政年度预算案更多“派糖”。这样的政治策略的背后,不能说没有上述成见的影子。 而今,那样的成见,面对现届立法会补选结果,应当动摇了。坦率地说,如果爱国爱港阵营在补选前能够发挥关于“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有力论述,那么,补选结果很可能更有利于爱国爱港阵营。因为,今天,香港大多数居民(选民)陷入空前的思想苦恼和心理纠结。 反对派在今次补选中失掉了不少传统支持者,但是,后者大多数是选择不投票而不是改为投票支持爱国爱港力量。原因就在于,他们既开始对反对派失望,也未能从爱国爱港阵营得到解开思想之锁的钥匙。 譬如,香港不少居民关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协工作报告均未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准确地把握这一点,在于全面总结“一国两制”实践。 在“一国两制”尚处于“井水不犯河水”即强调“两制”而忽视“一国”的最初阶段,关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理解和执行,不可能同“一国两制”进入经济讲“一国”而政治仍强调“两制”的第二阶段同日而语。请问:CEPA的签订、扩充和推行可能脱离中央和内地地方政府吗?假如在这第二阶段仍然排斥中央行使其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固有的对特区的管治权,那么,就不可能有CEPA,香港金融市场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 “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解决香港经济民生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必须依靠国家支持和帮助,无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还是投身“一带一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离不开中央领导和内地支持。中共十九大提出香港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和确保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揭示新阶段“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底蕴。这是打好“一国两制”新阶段开局的基本保证。 (《香港商报》2018年3月22日A3“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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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光大集團高級研究員、香港資深評論員,發表關於中國改革開放和香港問題的著作七部、評論逾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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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8-3-14】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通过了国家宪法修订案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全国政协领导机构,通过了全国政协章程修订案。两会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了载入史册的贡献。
香港社会各界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两会,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始进入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本质特征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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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立法会香港岛、新界东、九龙西等3个地方选区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一个功能界别选区的议席补选,在两会进行期间举行,其结果反映香港政治生态呈现同“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相一致的历史性转变,折射香港越来越多居民开始接受“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有人会诘问:按3个地方选区所得选票总数和议席数来衡量,支持反对派的仍占多数,何来香港越来越多居民开始接受“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请注意:我说的是“开始”,这是指一种趋势,把今次补选与以往历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和补选相比较,越来越多香港居民接受“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岂不是清晰的趋势?
多少年来,即使在爱国爱港阵营中,都形成一种很深的成见——凡是“拒中抗共”势力反对的事和人,都会是爱国爱港阵营在立法会换届选举或补选中的票房毒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特区司法机构裁定反对派6名当选议员因宣誓违法而丧失议员资格,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决定实施“一地两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歌法》并列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等等,都被认为在3月11日立法会补选中肯定不利于爱国爱港阵营而有利于反对派。
在今次补选前,爱国爱港政治团体注意避免在重要政治性议题(如高铁“一地两制”)上与反对派开火,而是着重为选民(居民)争取新财政年度预算案更多“派糖”。这样的政治策略的背后,不能说没有上述成见的影子。
而今,那样的成见,面对现届立法会补选结果,应当动摇了。坦率地说,如果爱国爱港阵营在补选前能够发挥关于“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有力论述,那么,补选结果很可能更有利于爱国爱港阵营。因为,今天,香港大多数居民(选民)陷入空前的思想苦恼和心理纠结。
反对派在今次补选中失掉了不少传统支持者,但是,后者大多数是选择不投票而不是改为投票支持爱国爱港力量。原因就在于,他们既开始对反对派失望,也未能从爱国爱港阵营得到解开思想之锁的钥匙。
譬如,香港不少居民关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协工作报告均未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准确地把握这一点,在于全面总结“一国两制”实践。
在“一国两制”尚处于“井水不犯河水”即强调“两制”而忽视“一国”的最初阶段,关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理解和执行,不可能同“一国两制”进入经济讲“一国”而政治仍强调“两制”的第二阶段同日而语。请问:CEPA的签订、扩充和推行可能脱离中央和内地地方政府吗?假如在这第二阶段仍然排斥中央行使其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固有的对特区的管治权,那么,就不可能有CEPA,香港金融市场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
“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解决香港经济民生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必须依靠国家支持和帮助,无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还是投身“一带一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离不开中央领导和内地支持。中共十九大提出香港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和确保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揭示新阶段“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底蕴。这是打好“一国两制”新阶段开局的基本保证。

(《香港商报》2018年3月22日A3“香江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