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28】
香港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大都市，是亚洲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交通运输中枢，香港约一成人口是非华裔人士，香港的华裔居民不乏非中国籍者，这一切，理应为这座城市的大多数成年居民提供“世局观”——对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正在展开的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应有的重视和认识。然而，太多的事实证明，至今，香港社会尚未形成世局观。最新的例证，是去年底今年初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公然宣布中国和俄罗斯是其主要对手，国际媒体纷纷发表评论，香港传媒却罕有反应，遑论关于香港与全球格局调整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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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至18日，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去年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为主题，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2017》开门见山就问：“世界是不是正在步入后秩序时代？”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对话代替冲突”，主办方发布《慕尼黑安全报告2018》的标题为：“是走向边缘抑或后退？”笔者无意在这里渲染紧张气氛，但是，香港社会不能够不居安思危。
只要稍微环视香港社会就能发现，一部分人仍然囿于与世局脱节的观念。例如，有些人坚持认为，在香港的学校鼓励教授普通话是“功利观点”，为维护“香港人”的身分认同，必须保持中文即粤语的传统；于是，某所大学若干学生不满校方关于普通话要求的不当言行，成了维护“香港人”身分认同的正义之举。持这类观点者忘了一个基本事实——香港是一座国际大城市但也是一座从来不能自力更生的城市。香港形成以粤语排斥普通话为特征的“身分认同”，是属于香港和祖国被人为分隔、完全依靠西方的年代，那样的年代，造成在香港英语优于中文而中文即为粤语的特殊情形。但是，那样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反映那一年代的意识形态，是因为惯性而尚存留于香港社会。
然而，意识形态的顽固性和惯性是不能低估的，而且，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地讨论和争论，不容易扬清激浊。譬如，关于国民教育是否必须，推广普通话是否必须，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是否必须等等，如果不从香港必须（甚至不得不）适应全球格局调整的高度来“高屋建瓴”地阐明道理，容易形成摔跤式的辩论。
有一种观点：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视中俄为主要对手，是特朗普总统的率性之举。这是一种皮相的见解。其实，早在21世纪初，美国就有把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迹象，2001年“九一一事件”迫使美国把反恐提升为其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关切。
2010年上半年，美国尚未从“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重创中复苏，但看清全球重心由过去500年在西方开始东移，于是，提出“重返亚洲”，宣布其海外军事力量配置重点，将由欧洲移向亚洲。
特朗普上任前后，曾表明欲改善美俄关系。把中俄同视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大多数精英力图维护美国霸权的共识。即使换一个人主政白宫，美国全球战略都会在去年底今年初做公开调整。这是历史的必然。
只有树立了“世局观”，才能理解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从现在到2020年、从2020年到2035年、再从2035年到2050年的战略规划。中国的发展，顺应人类发展大势，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必定造福全人类。
纽约、伦敦等等国际大都市各有其自己的国家做依靠。香港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自己的祖国，但是，在依靠自己的国家上，香港所遇到的困难远非纽约、伦敦所能相比。即使高铁成功实施“一地两检”，仍然是需要耗费时间和成本，远不如纽约、伦敦同美国、英国其他城市交通方便。尽管香港依靠国家的困难是历史形成的，不能指望短时间克服，但至少不要人为地加重。
更严重的，是纽约、伦敦不存在是否需要或能否“自力更生”的问题，而鼓吹“本土自决”和“港独”者却炮制香港不仅需要而且能够“自力更生”的幻想。
在为3月11日立法会补选举办的论坛上，反对派候选人声称反对“港独”却为“本土自决”辩护，称之为维护香港高度自治。这种观点不经一驳。“本土自决”的途径是与特区宪制地位抵触的“公投”，而“公投自决”的选项就有“港独”。
一部分香港居民反对“港独”也不赞同“本土自决”，却对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有微词或者有疑虑。这样的顾虑或者不满是脱离事实的。第一，中央捍卫“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每项举措，均针对反对派挑战和破坏“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行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第二，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因应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和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应有之义。
（《大公报》2018年2月28日A12“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