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与时俱进之“时”

所谓“时”，即不以香港、甚至也不以中国、美国以及当今世界任何一国（地）的主观愿望为依归的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构成“一国两制”实践和理论的背景和环境。
“一国两制”宗旨即“初心”不变不能变也不会变，但是，其实践过程和理论观点则不可能停滞于某一状态。尤其，“一国两制”实践的背景和环境进入21世纪后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巨变。
“一国两制”方针被提出并被确立为香港回归中国后的制度安排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世界多国多地卷入所谓“民主第三波浪潮”，香港迈入经济社会发展所谓“黄金三十年”。在那样的背景和环境下，人们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不可能不是强调保留当时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亦即不可能不是“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香港回归翌日，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回归不足5年，“九一一事件”便揭开全球近500年来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的序幕；特区刚踏入第二个10年，美国“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便将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推向高潮。
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之核心，是全球重心由西方（欧美）向东方（亚洲）转移。
从2008年美国爆发“百年一遇”经济危机、引发2009年全球性经济严重衰退，到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展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的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美国在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明显下降，西方在全球治理架构和体系的优势明显减退，相比较，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全球重心东移的趋势形成。
对于“一国两制”来说，当初提出和确立这一基本方针时的三方面情形都出现了重大或显著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引擎。在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陷入空前危机的同时，“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吸引国际社会重视。香港，一方面，保持了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增长和稳定，另一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经济民生问题积重难返。
试问：面对如此急剧变迁的背景和环境，“一国两制”怎么可能不与时俱进？怎么能够不主动地与时俱进？
然而，香港社会各界，基层和上流社会，建制派和反对派，甚至任何一个阶层或者界别，对于“一国两制”背景和环境的认识以及对于是否需要或者如何推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看法，存在着差异或分歧，甚至是严重分歧或者不可调和的对立。
这些现象不令人诧异。重要的是必须求同存异。“求同”即始终以“一国两制”的宗旨为基本准则，只要大家都同意“一国两制”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那么，对于“一国两制”具体实践和理论观点的分歧，或者不难调和，或者可以并存。
譬如，香港有些居民可以反对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而拒乘高铁，甚至可以不满内地而不领回乡证。这些人那样做，无碍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无损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但是，反对派执意阻挠高铁“一地两检”，则是挑战“一国两制”的宗旨。
承担着推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重要责任者，需要及时全面客观地把握“一国两制”与时俱进之“时”的变化。必须重视的一个最新变化，是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对手。有人以为这是特朗普的个人决策，将会随白宫主人更替而改变。错！决定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不是谁出任美国总统，而是代表或反映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多数政治经济社会精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一再指出，美国此举是“冷战”思维和行为。香港需要思考的是，诞生于二次大战后“冷战”时代末期的“一国两制”方针，如何在21世纪因应“新冷战”可能降临？

（《大公报》2018年2月15日A12“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