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三重挑战

例如，2017年12月4日，河南省会郑州市召开《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前期重大课题研究专家评审会。世界知名的罗兰贝格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科尔尼（上海）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分别作《迈向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国际化都市——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2017-2030）战略研究报告》、《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及理论研究》汇报。根据《迈向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国际化都市——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2017-2030）战略研究报告》，2030年郑州市GDP将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GDP将达到18.5万元。《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及理论研究》则建议，郑州以枢纽为竞争力打造中国的“迪拜交通走廊”。
2018年1月4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正式公布。“上海2035”列明上海至2035年并展望至2050年的总体目标、发展模式、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上海的城市性质确定为：上海是我国的直辖市之一，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于是，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第二重挑战——香港是否需要做类似的中长期规划？香港虽然已列入国家5年发展规划，但是，至今没有把列入国家5年发展规划的要点化为具体发展蓝图。
面对现实，香港不可能随波逐流，而是要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所谓主动，不仅需要克服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阻挠，而且需要配合国家发展大局设计香港从现在到2020年、从2020年到2035年、从2035年到2050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于是，第三重挑战出现了——由谁来为香港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特区政府应当责无旁贷地挑起这幅担子。
“上海2035”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从2014年5月6日启动的，历经3年多时间，国家有关部委全过程指导，长江三角洲相关省市参与，上海广大市民积极建言献策，国内外、涉及各领域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应邀提供重大战略研究成果。这样的经验，香港应当借鉴。
本届政府已经在若干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第一，关于推动创新科技发展，行政长官首份施政报告已提出完整思路。第二，关于拓展土地供应，政府设立的专责小组即将提出咨询报告，引导社会各界讨论。第三，为进一步拓展香港证券市场，有关机构已提出“同股不同权”方案。本届政府如果把局部性质的中长期发展设想，综合为香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那么，就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从现在至本世纪中叶做了具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诚然，这需要观念和作风的相应转变，同“积极不干预主义”告别。经济学界长期争论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作用，其实，理论必须符合实际。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当时港英政府放弃长期信奉的“不干预主义”，改行“积极不干预主义”。而今，世界既展开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巨变，又面临新科技革命，特区政府必须顺势而为，担当引领和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
香港的大企业和重要的非政府组织，都应当与政府合作，共同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拟订中长期规划。
目前，香港的大企业普遍关注自身发展。对于这些企业的老板来说，香港前景是其所在企业的机遇或风险。视香港前景对其企业是风险大于机遇者，选择分散投资于其他国家，而一再削减在香港的资产。对香港前景看不透者，则采取以静制动的对策。有些视香港前景对其企业是机遇大于风险的，则专注于拓展在香港的相关业务。总地看，是各有各做，缺乏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和出力的大企业。香港的各个商会、尤其主要商会，应当发挥组织协调功能，推动爱香港的企业家为香港出谋划策。
香港缺乏与其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匹配的研究力量，希望香港的大学和重要智库努力。

（《大公报》2018年1月18日A12“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