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面对外部结构性因素

另一方面，由于香港金管局的基本利率必须跟随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而香港银行界的港元利率还需视乎人民币利率趋势，不能低估今后几年港元市场利率与官方利率的偏差可能扩大，进而，增加香港金融市场的波动。
不能忽视的是，美联储9月20日声明称，通胀依然是联储局最忧虑的因素，整体通胀和核心通胀仍低于其目标，但承认美联储对通胀理解不足，警告若通胀转弱不排除会调整货币政策，却又肯定长期通胀预期变化不大。美国中央银行的这一番话，含蓄地表达美国经济仍然存在着不容低估的不确定性，从而，不能排除美国货币政策在可预期未来再次转为宽松。
尽管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以通胀为唯一政策目标，但是，通胀仍是主要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市场一直是流动性充裕而西方国家长时间处于低通胀，以致这些国家的利率长时间偏低。因此，当美国发生“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引发西方国家普遍严重衰退时，它们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把利率降低至零或几乎为零。从2013年底开始，到2017年10月，美联储以近4年时间逐步扭转超宽松货币政策，既因为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也因为美国通胀一直低于其目标。
2011年春爆发的欧元区若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是因为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而是由于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丧失了从全球金融市场融资的资格。
全球金融市场一直充斥着流动性而重要经济体的通胀长期处于低水平，这样的局面没有被美国“百年一遇”金融危机打破；按美联储的判断还将维持。这对香港至少有两重影响：一是港元利率即使很快进入上升轨，但是，上升幅度不可能大；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很可能显著超过它对香港地产市场的影响。换言之，不要期望美元和港元利率上升会带给香港地产市场以可观的下调效应，克服香港楼价太高，仍需政府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
标准普尔选择中共十九大召开前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缺乏经济上的理由。9月21日，标普声明称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理由是中国信贷快速增长削弱了金融稳定性。但是，9月22日，标普亚太主权评级资深董事陈锦荣在网上会议解释时却承认，今年初中国国内企业债务增速已经放缓，预计其信贷增长维持9%；中国将持续去杠杆，虽可能较预期慢，但他相信中国信贷增长不会在一、两年内“触顶”；更预期中国未来金融风险将下降和回稳。
标普18年来首次下调中国主权评级，不是选择在过去18年期间中国经济困难的时候，而是选择在中国金融风险呈现下降、经济形势稳定之际，如此从经济上说不通的举措，只能从政治上理解。
今年5月穆迪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和9月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都是西方机构对中国持偏见和不友好的表现。这一类行为还将陆续出现。
香港尤其必须正视的，是标普与穆迪5月下调香港评级一样，也把香港评级下降。两家机构都表达相同的理由即中国内地对香港影响显著。
反对派人士说怪话：“国家不好，香港也不好。”追求“港独”者会以为他们找到了依据。其实，国家没有不好而是有人故意抹黑，香港应当理直气壮地驳斥有关评级下调之不合理，同国家一起维护正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演变。
香港还面对另一个必须正视的外部结构性因素，即：地缘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朝鲜半岛挣扎于和平与非和平的临界点，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的机率急速下降。能够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是坚守不动用核武的底线，否则，没有一个相关国家能够幸免于难。
香港社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一系列外部结构性因素对香港的影响，要有忧患意识，也要坚定信心。
（《大公报》2017年10月6日A12发表时把标题改为《香港面对的外部结构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