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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28】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多次表明,特区新一届政府对于香港经济应适度有为。所谓“适度有为”,宜包括两方面,一是对香港经济转型和发展提供中长期宏观政策指引,一是运用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支持对香港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领军作用的新兴产业和行业拓展;而且,在这两方面,政府都需要为香港设定追赶和超越的目标。
行政长官就任后外访首站选择新加坡,就有以新加坡为香港追赶和超越的目标的含意。都是城市经济体,同属于“亚洲四小龙”,均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的确有可比性。
赶超新加坡,不是说香港处处落后于新加坡。香港有内地巨大经济体为依托,就是新加坡可羡慕而不可企及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学术氛围的多元,香港也领先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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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加坡,上海和深圳也应成为香港的两个赶超目标。深圳起步远落后于香港,却在不足40年时间里走完了香港用了一个半世纪才走过的发展里程,而今,在创新科技上更把香港抛在了后面。
上海港在货柜吞吐量上10多年前还在香港港后面,如今已雄居全球首位。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加速,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紧逼压力。
无论以新加坡、还是以深圳和上海为赶超目标,香港都需要深入全面客观而谦逊地看待对方的优势和成就。多看别人的优点,多看自己的缺点,于人如此,于城市亦如此。
最近,中央媒体发了一篇表扬上海全力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报道,分析了上海在这方面已然呈现的下列优点。
(1)领军产业和行业明确,即重点拓展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高技术行业。上海的科创企业已开始占据“未来产业集群”的高能级平台,面向未来二十年进行深度布局。
(2)将全球视野和本土智能结合起来,用开放心态打造并输出“中国标准”。以上海光源二期为例。刚开始建设时,无论光束线的设计、建设还是使用,处处学外国。而今,能够根据中国科学发展的需求提出自己的创新方法。
(3)打造人工智能高地,推动中国向世界人工智能(AI)工厂转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厂,但那是为西方跨国公司进行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内地大城市开始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移动,尤其,近几年,中国在拓展人工智能上迅速走到全球前列,同美国的整体差距愈益拉近。一旦中国成功转型为世界人工智能工厂,那么,不仅国内生产总值会超过美国,而且,整体经济素质也将同美国在伯仲之间。
(4)拓展“环境 制度”优势,吸引全球人才。据统计,内地70%的人工智能人才集中在北京、上海。今年6月,上海市政府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华为规划在上海青浦投资建设新的研发中心和配套人才公寓,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城市等领域加强技术研发、示范应用、融合创新。青浦区政府拟在青浦西部打造一个软件信息服务业集聚的“IT小镇”,加快推进大科技、大旅游、大文化、大健康、大总部产业的协调发展。尤其,上海科学院把引进创新人才的支出算作净利润,让这笔钱可以“放心花”。该项政策已根据实施效果进行完善和推广,有助于解决科技创新活动考核业绩的难题。
(5)不断创新机制,为各类企业提供创新平台。例如,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有了全新概念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基地,正在建设80条GMP(良好生产规范)生产线,未来将形成一个生物制药创新共享平台。全球科学家“一起来造药”,将在上海成为可能。
香港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特点,也有自己的市场特点,对于上海以及新加坡、深圳的经验不必囫囵吞枣。即使可以仿效,也需要时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也应当早日借鉴的,即,尽快在香港推广使用人工智能。
以上海为例。上海司法系统已引入机器学习,协助破案和识别证据,成为“智能审判”的典范。上海金融系统已使用智能客户服务和人脸识别,大大降低人力成本。上海快递等服务行业的智能化已升级,实体行业积极转型智能制造,提升单位人力的科技贡献率。上海市青浦区已是快递企业总部集聚区。快递企业通过智能化提升快递物流业态能级。今年首季,青浦区快递行业实现业务量2.2亿件、业务收入1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9.1%、26.9%。上海市政府今年将针对人工智能在上海的应用驱动、产业集聚等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上海、北京、深圳等等内地大城市已为国家大飞机首飞、“墨子号”卫星升空、超级计算机连续称冠全球、高铁网络达到全球第一等等,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香港应不甘落后,不仅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且做又一个全球科创中心。
(《大公报》2017年9月28日A12“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香港经济转型须有赶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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