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8】 反对派和某些法律界人士反对和阻挠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本质上是反对和阻挠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现在到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第一重挑战，就是来自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政治障碍。香港社会各界需要明白的是，香港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是，以什么样的态度融入——是主动抑或被动？是半推半就抑或竭力抵抗？则将决定香港的前景。 21世纪上半叶，世界巨变，国家巨变，香港不可能不变。问题是，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幻想时光倒流。所以，香港越早摆脱反对派的羁绊，就越能迈开大步跟上国家前进的步伐而不落后于国家和世界巨变。 最近，内地大中城市纷纷展开或发布其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客观上给香港以竞争的压力。 更多例如，2017年12月4日，河南省会郑州市召开《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前期重大课题研究专家评审会。世界知名的罗兰贝格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科尔尼（上海）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分别作《迈向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国际化都市——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2017-2030）战略研究报告》、《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及理论研究》汇报。根据《迈向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国际化都市——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2017-2030）战略研究报告》，2030年郑州市GDP将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GDP将达到18.5万元。《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及理论研究》则建议，郑州以枢纽为竞争力打造中国的“迪拜交通走廊”。 2018年1月4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正式公布。“上海2035”列明上海至2035年并展望至2050年的总体目标、发展模式、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上海的城市性质确定为：上海是我国的直辖市之一，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于是，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第二重挑战——香港是否需要做类似的中长期规划？香港虽然已列入国家5年发展规划，但是，至今没有把列入国家5年发展规划的要点化为具体发展蓝图。 面对现实，香港不可能随波逐流，而是要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所谓主动，不仅需要克服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阻挠，而且需要配合国家发展大局设计香港从现在到2020年、从2020年到2035年、从2035年到2050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于是，第三重挑战出现了——由谁来为香港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特区政府应当责无旁贷地挑起这幅担子。 “上海2035”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从2014年5月6日启动的，历经3年多时间，国家有关部委全过程指导，长江三角洲相关省市参与，上海广大市民积极建言献策，国内外、涉及各领域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应邀提供重大战略研究成果。这样的经验，香港应当借鉴。 本届政府已经在若干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第一，关于推动创新科技发展，行政长官首份施政报告已提出完整思路。第二，关于拓展土地供应，政府设立的专责小组即将提出咨询报告，引导社会各界讨论。第三，为进一步拓展香港证券市场，有关机构已提出“同股不同权”方案。本届政府如果把局部性质的中长期发展设想，综合为香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那么，就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从现在至本世纪中叶做了具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诚然，这需要观念和作风的相应转变，同“积极不干预主义”告别。经济学界长期争论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作用，其实，理论必须符合实际。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当时港英政府放弃长期信奉的“不干预主义”，改行“积极不干预主义”。而今，世界既展开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巨变，又面临新科技革命，特区政府必须顺势而为，担当引领和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 香港的大企业和重要的非政府组织，都应当与政府合作，共同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拟订中长期规划。 目前，香港的大企业普遍关注自身发展。对于这些企业的老板来说，香港前景是其所在企业的机遇或风险。视香港前景对其企业是风险大于机遇者，选择分散投资于其他国家，而一再削减在香港的资产。对香港前景看不透者，则采取以静制动的对策。有些视香港前景对其企业是机遇大于风险的，则专注于拓展在香港的相关业务。总地看，是各有各做，缺乏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和出力的大企业。香港的各个商会、尤其主要商会，应当发挥组织协调功能，推动爱香港的企业家为香港出谋划策。 香港缺乏与其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匹配的研究力量，希望香港的大学和重要智库努力。 （《大公报》2018年1月18日A12“评论”发表）

【2018-1-12】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后，香港社会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归纳起来，是以下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 讨论和争论的起因，是上世纪80年代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前途问题和拟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没有人预见30多年后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需要实施“一地两检”，因此，《基本法》没有针对性条款可以引用。于是，就产生一个基本问题即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其实，10年前深圳湾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时，类似问题已经产生，解决的办法应当成为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的先例。但是，为什么香港的反对派以及某些法律界人士可以接受深圳湾“一地两检”却反对西九龙站“一地两检”？ 更多《基本法》是全国性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执行，内地也需要遵守。《基本法》第十八条限制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实施，也就意味着只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本地法律不能应用于内地。深圳湾设立港方口岸区执行香港相关法律，因为不是等同于在内地执行香港法律而符合《基本法》，为什么在西九龙站设立内地口岸区执行内地相关法律就被视为在香港执行全国性法律？在类似问题的处理上，反对派和某些法律界人士所采取的是双重标准。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引用的《基本法》条款中，主要是第二条和第七条。第七条规定香港土地属于国家，由特区政府管理和出租，针对的是特区政府把西九龙有限建筑面积出租给广东省供内地有关部门设立内地口岸区。第二条则是纲领性的，据此认为西九龙站“一地两检”的安排是特区在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的范畴内。有关安排涉及香港和广东省，因此，需要国务院批准，并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10前年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所设立的程序，为10年后高铁西九龙站“一地两检”所沿用，这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是采取同一标准。 特区政府曾经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条作为西九龙站“一地两检”的法律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去年12月27日记者会上称，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条没有错。为何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决定时没有引用？ 我的理解，是因为有关安排与《基本法》第十八条无碍，不必中央特别授权。10年前深圳湾设立港方口岸区毋需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条，10年后西九龙站设立内地口岸区也就毋需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条。 反对派和某些法律界人士对待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和西九龙站“一地两检”采取双重标准，也就是对待“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采取双重标准。香港一部分居民同意那样的观点和态度。其思想根源，先是“香港优越论”——香港的制度优于内地，香港的法律不仅可以深入内地实施而且应当普及内地。10年前就是在这样的观念引领下，他们接受深圳湾口岸实施“一地两检”；但是，而今，反对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却是基于“香港优越论”的反面——“香港自保论”。面对日益强大的国家主体，反对派和某些法律界人士明白，欲以香港为基地和管道来“和平演变”国家主体制度已成空想，他们转而企图阻止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梦想返回九七前香港。近几年，“本土自决”和“港独”思潮泛起，今年元旦反对派游行以“守护香港”为总口号，都是“香港优越论”向“香港自保论”蜕变的反映。 对于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有不同的法律观点，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不应当偏离常识做无限推断。大律师公会声明称，西九龙站部分建筑可以出租给内地，香港其他地方例如高等法院大楼也就可以出租给内地，这就是违背常识的无限推断。试问大律师公会的衮衮诸公：如此推理水平能在法庭上打赢官司吗？ 在讨论和争论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上，还涉及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一国两制”与时俱进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反对派和某些法律界人士指责中央是以“人治”来解决，这是污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决定是依据国家宪法和特区基本法的一系列有关条款，确保有关安排不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划，不减损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采取“三步走”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决定是第二步，接下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还将进行本地相关立法。至于今后再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是否需要修改《基本法》，则取决于今后新情况新问题的性质，有待实践来回答。 最后必须指出，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所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对待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大公报》2018年1月12日A12“评论”发表）

【2018-1-4】 衡量“一国两制”的基本准则是《基本法》，符合《基本法》的言行，就符合“一国两制”；符合“一国两制”的言行，也能从《基本法》中找到根据。这样的准则，完全适合“一国两制”的第一个阶段（“井水不犯河水”）和基本适合第二个阶段（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 2007年深圳湾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意味着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深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践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实践“一国两制”和贯彻《基本法》需要与时俱进。 10年后，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意味着“一国两制”进入第三阶段（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践“一国两制”和贯彻《基本法》将面对更多新情况新问题，更需要与时俱进。 2017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确认《合作安排》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区基本法，为新阶段实践“一国两制”和贯彻《基本法》如何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表率。 更多第一，必须同时符合国家宪法和特区基本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12月27日下午记者会上称，以《基本法》第二十条作为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的法律根据“没有错”，但是，仅这一条不足够。作为实践“一国两制”和贯彻《基本法》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西九龙站实施“一国两制”必须符合国家宪法和特区基本法。 就香港而言，出租西九龙站有限面积予内地有关部门设立内地口岸区固然须经中央批准，从《基本法》第七条和第二十条找到法律根据。就内地有关部门而言，承租西九龙站有限面积设立内地口岸区亦须经中央批准，并须符合内地法律。中央同时批准内地和香港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则是行使宪制权力，符合国家宪法也符合特区基本法。 第二，必须符合“一国两制”的宗旨，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参与建造广深港高铁并与内地合作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是为了实现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全国高铁网络的互联互通，深化香港与内地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这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应有之举，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应有之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已明确指出，内地派驻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的机构，依照内地法律履行职责，其范围严格限制在内地口岸区之内，不同于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将全国性法律在整个香港特区实施的情况。但是，香港法律界若干人士依旧执着于《基本法》第十八条的字面。即使暂且撇开他们的政治动机，他们至少是在客观上阻挠香港经济发展。 第三，必须不减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的说明，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都强调一点——不减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一国两制”保留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精髓。 “拒中抗共”分子炮制一个“天方夜谭”——在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执法的内地人员随时可能也可以走出内地口岸区向香港居民行使内地法律。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明确规定，内地派驻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的机构，依照内地法律履行职责，其范围严格限制在内地口岸区之内，不得在内地口岸区之外执法。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在解释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时一再指出，香港一些居民如有疑虑完全可以不乘高铁、改从其他口岸出入内地。其实，从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出入内地，比从其他口岸早的时间只以“分”为单位。少数香港居民至少仍未踏足内地，今后也可以继续同内地隔离。但是，香港不行，她的前途和命运系于国家。大多数香港居民需要出入内地，他们已有的经验已然证明，只要守法，无论“一地两检”还是“两地两检”都无损减香港居民得到《基本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 2017年12月28日，香港本地一家平面媒体发表社评，称：“一国两制的要义，在于维持香港独特性。人大常委会拍板通过‘一地两检’，只应视为特例，不应变成惯常做法。内地发展迅速，世界不断在变，《基本法》未能预视涵盖的新事物和新情况，未来只会愈来愈多，如果每次都要像‘一地两检’方案般，由人大运用至高无上权力解决，长远恐怕不利保持香港独特性。”上述观点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笼统谈论“香港独特性”，二是质疑中央行使引领“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宪制权力的必要性。 （《大公报》2018年1月4日A12“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