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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须树立三个正确观点 作者: 周八駿
    【2018-4-27】 2018年才过了近4个月,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进一步激化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事业展现新布局,香港解决自身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到了无可退缩的境地,这一切,要求香港居民尽快摆脱思想和心理的困惑,尽快树立三个正确观点——承认国家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承认中国已经并将进一步担当对人类的历史责任,承认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必须同国家共命运,三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面临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随着西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陷入空前严重危机,全球自15世纪至20世纪的500年间一直在西方的重心,向东方转移。2017年底、2018年初,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公然宣布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主要对手,标志着全球重心东移进入了决定性阶段。 更多必须说明,全球重心东移不是简单地由欧美向亚洲转移;鉴于20世纪最后30年全球化已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全球重心东移是由以往西欧北美为中心、亚非拉美为边缘的格局,调整为以亚洲为主要动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40年的成就,使中国具备担当对于人类的历史重任的能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要求中国毫不畏惧也毫无退缩地应对美国的挑战,坚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再次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他说:“成功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让我们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进一步激化和深化,改变着香港在国家与外部世界、尤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位置。但是,香港长期深受西方熏陶,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主要靠西方得以发展,因此,香港社会主流至今对于全球重心东移的意义和中国对于人类的历史重任,缺乏应有理解;甚至,在特区建制中,亲西方的观念和心理不乏市场。这样的状况亟需改变。 全球重心东移进入决定性阶段,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并且亲自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海南全岛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根据中央的顶层设计,到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取得重要进展;到202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要初步建立;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要更加成熟,营商环境要跻身全球前列;到本世纪中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高度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成为综合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领先的地区。这一切,配合中共十九大制订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尤其,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而建设中国特色自由港,将改变香港在国家中的位置。 即使香港从现在起奋发有为,加快解决自身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然而,因为内地将以更高速度发展,香港在国家全局中的影响力也将相对有所下降。相反,假如香港固步自封,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那么,香港在国家全局中的影响力将明显减弱。 香港大多数居民当然希望香港进步和发展。为此,需要克服对国家根本制度的偏见和成见,克服自满情绪。 至今,即使在特区建制中,不少人仍视爱国与遵从国家宪法有区别。我曾不止一次亲耳听过不止一位知名建制派人士,对国家执政党不以为然。从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角度看,无可厚非。但是,必须明白,如果香港社会主流对国家根本制度不能尊重,那么,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谈何容易。 香港相当一部居民、尤其精英阶层至今仍耽迷于香港的优势。譬如,评论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港,首先谈的是海南软硬件远不及香港。请比较深圳与香港最近10年的变化。请想一想20年浦东由一片农田变成一个现代化商业金融和创新科技园区,再回头看20年西九龙和启德机场旧址仍未建设成功。我们难道还不能汲取已然犯下“兔子与乌龟赛跑”错误之教训?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自满于“软件优势”而蹉跎岁月? 这一代香港领袖,对于香港的发展和进步承担着将为后人严苛评价的责任。如果未来几年特区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香港经济转型迈上一个台阶,解决深层次结构性民生问题既取得明显治标效果又展开中长期治本布局,那么,我们的后人将对他们感铭于史册。否则,将愧对子孙。 (《大公报》2018年4月27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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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小企的两大挑战 作者: 周八駿
    【2018-4-26】 40年前,中国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制造业接近高峰。1980年内地成立4个经济特区,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是24%,制造业员工占本地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是42%,从此,这两个比例“江河日下”。 内地改革开放、成立经济特区,同香港制造业饱和,这两件事不相干,但是,同时发生而又恰逢内地向香港打开门窗,于是,二者就产生了联系。这就叫“风云际会”。 更多“天时”——内地改革开放,“地利”——4个经济特区有3个在广东,其中,最大的深圳特区紧邻香港,“人和”——香港居民相当多是来自广东的移民及其后代,他们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有亲戚朋友,三者齐备,吸引香港制造业从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的10年间大规模迁至广东省珠三角,与香港服务业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和合作。 那是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滥觞,也是香港中小企的黄金岁月。香港制造业中小企通过北迁广东省珠三角得以发展壮大。有一项数据:1984年至1994年,香港本地制造业雇员由84万人减至43万人,迁至广东珠三角的工厂则雇用500万人。与此同时,香港本地服务业的中小企通过为北迁的规模大得多的工厂提供服务也得到发展。在颇大程度上,正是那样的造化,让今天香港企业仍然是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 然而,时过境迁。今天,香港中小企面对两大挑战:一是香港本地经济转型将提速,科技和创新驱动的新产业和新行业鼓励和允许生存的中小企业,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香港既有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中小企不可同日而语;二是本地劳资关系发生丕变,强积金对冲机制面临取消,标准工时立法要求依然存在,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中小企承受沉重成本压力。两大挑战迫使香港中小企必须做出抉择——或者想方设法脱胎换骨转变为“独角兽”一类的崭新的中小企,或者再次向外转移、另找能够生存之地,否则,唯有在本地结业或购并。 问题是,向外转移何处是能够生存之地?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迁至广东珠三角的工厂,在10多年前就面临再度迁移问题,因为,广东珠三角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大幅提高了,劳动或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再也无法生存。但是,成功向其他地方迁移的例子不多,选择结业返回香港的不少。今天,广东珠三角已是创新和科技产业主导,香港本地服务业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中小企岂能前去插足? 由传统中小企蜕变为“独角兽”不是不可能,但肯定是稀罕。没有包袱的年轻人创办“独角兽”固然不易,成年人拥有的传统中小企“凤凰涅槃”则“难于上青天”。 因此,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不能低估,未来5年至10年,香港本地中小企可能出现结业或购并风潮。 现届政府精心设计了逐步取消强积金对冲机制的方案,并表示这是初步方案。将吸收所有持份者意见加以完善。政府方案的侧重点是帮助和鼓励中小企逐步取消强积金对冲而不裁员。这是合情合理的。政府当然不能公开把有些中小企可能选择结业而非裁员来应因强积金对冲机制被取消作为一种前景来分析。但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估计那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 从香港长远发展看,本地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的格局必须改变。香港需要一批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但是,香港本地以地产为主业的大型企业国际化程度普遍不高。香港既有跨国企业在香港的产业分布,一方面,与香港必须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要求有差距,另一方面,正承受地缘经济格局转变的沉重压力。因为地缘经济格局转变,曾经在航空运输业叱吒风云的国泰惨谈经营。因为地缘经济格局转变,曾经名列全球第一的香港货柜港无可奈何地滑落,今年很可能跌至全球第七。因此,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转变关于香港经济发展的观念,在推动强积金对冲机制取消的同时,帮助香港中小企尽可能平稳地经受转型、结业或购并的考验,推动香港形成一批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香港商报》2018年4月26日A2“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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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st Hainan free trade port stiff challenge for HK 作者: 周八駿
    【2018-4-25】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at a gathering celeb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Hainan province and the Hainan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Haikou, Hainan, on April 13 that the island province will be turned into a free trade port. We have since learned that Hainan will take on a larger role throug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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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促进香港发展的知识分子 作者: 周八駿
    【2018-4-19】 《维基百科》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的定义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这当然未必是一个为所有人都接受的定义,但不妨作为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的一个具有工具性质的前提。 戴耀廷符合上述定义的前半句话——“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至于是否符合后半句话“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则有很大分歧。 有些人批评,特区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对戴耀廷在台湾鼓吹“港独”和中国分裂的言论的谴责,是压制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对香港的公知造成“寒蝉效应”。 更多试问:戴耀廷发起“占中”运动导致暴力是“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吗?特区终审法院即使免除了黄之锋等3名青年学生继续入狱服刑,但是,仍判决他们在“占中”过程中犯了罪,不啻给“占中”始作俑者戴耀廷一个鞭挞。戴耀廷不是一个单纯的公知,他兼具公知和政客双重身分,打着学术的幌子宣传政治主张,打着公知的幌子进行政治活动。不能把戴耀廷视为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名代表。 香港公知则应当从戴耀廷身上汲取教训。 第一,公知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应当符合科学原则。譬如,学术研究应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等于因循守旧、缺乏远见。远见需要想象,但是,想象不等于臆想。如戴耀廷般没有严谨的事实前提,随心所欲地编造中国未来分裂而香港等地将得以独立或者组成联邦的图景,能称之为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吗? 戴耀廷的问题不在于政治立场,而在于他的作风——治学作风和政治作风。在政治立场与传统“泛民主派”相同的公知中,不乏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公知。 为讨论问题,请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恕我以他近两年先后刊登于《明报》评论版的两篇文章为例。前一篇是2016年11月21日发表的《西方民主的危机》,文章开门见山——“特朗普当选,对很多人是难以接受的事实。号称‘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选出一个不少言论立场都违反自由民主精神的人。这其实反映了现代自由民主体制面对的深层危机。而这危机,不光是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当选,而是现代西方民主政体的政治精英已经无法应付急速转变的选民文化,民主体制亦未能承载人民的期望。”后一篇是2018年4月9日发表的《有些事情 再也回不去了》,先是分析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丧失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合适行为”即政党和政治人物“自觉地自行约制”,以致于逐步走向政治两极对立;然后,感叹香港也未能幸免。马岳没有为西方民主和香港发展民主开出良方,这不是公知必定要完成的,但他展现了公知面对现实的应有态度。 第二,公知“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应以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依归。 公知不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范的特区公职人员,批评或者不同意国家根本制度不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本地相关法律。他们中间一些人笃行西方政治制度是普世的,要求国家根本制度以西方政治制度为目标加以改变,为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所允许。但是,他们应当为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建言献策,否则,怎么能以香港公知自居? 现实是,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系于国家。哪一个公知敢于说香港囿于一千一百多一点平方公里土地和740万人口能够自力更生?开放是香港安身立命之本,面对新世纪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愈益深化,香港唯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保持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不相扦格。例如,最近,发生所谓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接驳隧道一端的防波堤是否“崩角”的疑问,和高铁列车试运行时发生一节车厢出轨事件,公知从安全角度提出批评是完全应该的。此外,在土地使用、劏房、强积金对冲机制如何取消等等涉及弱势群体的经济民生议题上,公知应当倾向于为弱体群体发声。 香港公知大多数受西方价值观熏陶,容易倾向于传统“泛民主派”。但是,正是这一类学识和政治偏颇,妨碍他们客观深入地研究“一国两制”必须与时俱进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妨碍他们客观深入地剖析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正在恶化的全面危机,也妨碍他们客观深入地观察内地日新月异的变迁。坦率地说,香港公知,无论对于世界大势、国家大局还是香港前途,都鲜有真知灼见。 香港的事情终究需要全体香港居民一起来做好。中央对香港的领导和指导需要特区政府全面准确理解和配合。香港公知应当明白,无论是促使香港居民团结,还是帮助特区政府提高管治和施政水平,他们都承担着光荣的历史使命。 (《大公报》2018年4月19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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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踏入改革开放新征程 作者: 周八駿
    【2018-4-19】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 习主席指出:“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亦即是说,今年也是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实现到本世纪中期宏伟蓝图的开局年,这一点,决定了从今年起,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新征程。 更多中国改革开放,在以往40年的至少一半时间里,被中国内外不少人误以为是走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国内,不少人曾经以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地在大洋彼岸。在国际社会,尤其在西方,许多人预言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将采纳自由主义经济制度,而且将引进三权分立、政党轮替执政的政治制度。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打破了这一类观点。40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合一,已为中国内外所公认,构成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的最重要特点。 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和广东省开始的,那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广东紧邻香港、后者是那时中国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十分有限的经济联系的唯一通道。在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形成全面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今天,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公平公正而又有效率的成熟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目标,是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4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完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转变。使国家强起来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第三个重要特点,是既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又以上海为主导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继续走在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最前沿。 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由深圳经济特区为代表的4个经济特区加海南建省建经济特区为标志,第二个高潮便是由浦东开发开放为代表。 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这座位于中国中部沿海大城市,一直走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在地理上,上海位于中国最长河流长江的入海口;中国的海岸线如同一张“弓”,上海是这张“弓”上的“箭”。中央确定上海到2020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并且,率先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历史上,上海和香港一起被写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和上海引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崛起,对于中国来说,特别具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标志性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第四个重要特点,是4月13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宣布的,海南省将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那么,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呢?这就要说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的第五个重要特点——香港必须也必将“风凰涅槃”,从而,粤港澳大湾区将卓然屹立于亚洲和世界。 毋须讳言,香港面对深层次结构性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既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深深地为“有形边界”(出入境管制)和“无形边界”(意识形态差异)所困扰。 习主席在去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暨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中央有这个信心,特区政府和香港居民也要有这个信心。信心转化行动,需要香港充分理解国家改革开放新征程的上述特点,重新确定自己在国家与西方之间关系的位置,创造性地克服双重边界。 (《香港商报》2018年4月19日A2“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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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ing-up brings sea change in city’s function 作者: 周八駿
    【2018-4-19】 On April 10, President Xi Jinping delivered the keynote speech at the 2018 Boao Forum for Asia held in idyllic Hainan province. He spoke on “Openness for Greater Prosperity, Innovation for a Better Future” with absolute calm despite ferocious waves of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Xi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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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立香港良性政治准则 作者: 周八駿
    【2018-4-12】 “戴耀廷事件”又一次暴露香港深受“负面政治”困扰。“戴耀廷事件”是指:戴耀廷于3月24日出席在台北举行的“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十周年——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权论坛”,发表“港独”并支持中国全面分裂的言论,受到特区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爱国爱港阵营强烈谴责,却得到“拒中抗共”势力集体保护。“负面政治”(destructive and negative politics)则是指政治派别和团体从其私利出发,一味地破坏和阻挠,对社会不具有建设性。 更多“拒中抗共”势力以捍卫言论和学术自由为籍口替戴耀廷辩护,完全站不住脚。 戴耀廷披着大学副教授外衣,却是一个彻头彻尾政客。他是非法“占领中环”运动始作俑者。2016年特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前,他发起“雷动计划”,为“拒中抗共”势力争取第六届立法会尽可能多席位。他持续扮演“拒中抗共”政治行动“领路人”,完全不是仅为“拒中抗共”势力摇旗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批判或谴责戴耀廷言行,不是针对香港的一名大学副教授,而是针对香港的一名政客。 戴耀廷称,他在3月24日“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十周年——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权论坛”关于中国未来将全面分裂、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可以成为独立国家或组织联邦政府的观点,是他一贯学术见解。因为他不是单纯的学者而是政客,因为那个论坛是“反共”政治活动,他的自我辩护不啻欲盖弥彰。 戴耀廷言行得到“拒中抗共”势力一贯支持。“雷动计划”因为涉及“拒中抗共”政治团体政治利益分配而引起该阵营内部矛盾,但是,只要戴耀廷言行为爱国爱港阵营批判或谴责,“拒中抗共”阵营便一致站在他身后。于是,“负面政治”一再充分暴露。 无论主张香港尽快抑或将来“建国”,无论主张香港单独抑或和中国其他地方分别“建国”,对香港和中国都是祸害。 传统“泛民主派”政治团体声称他们反对“港独”,却替戴耀廷辩护,使行政长官为缓和社会政治对立而做的努力一再化为泡影。 总之,“拒中抗共”势力严重破坏特区和中央关系,严重干扰香港社会各界聚焦经济和民生议题,对香港和国家毫无建设性。 香港亟需摆脱“拒中抗共”势力带来的“负面政治”,建设“良性政治”。为此,需要确立良性政治三项准则。 第一,全面准则贯彻“一国两制”,必须既树立“底线”也树立“基线”。所谓“底线”即绝不容忍“本土自决”和“港独”,绝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威。所谓“基线”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形成尊重国家根本制度的社会风气。 “本土激进分离势力”作为“拒中抗共”阵营的极端派别不断触碰“一国两制”的“底线”,传统“泛民主派”作为“拒中抗共”阵营的非极端派别,口头反对“港独”实际却被“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牵着鼻子走,无他,就因为他们都反对并企图推翻国家根本制度。“一国两制”唯有远离“底线”而前进在“基线”之上,才能行稳致远。至今,“一国两制”尚在“底线”和“基线”之间行进,岂能不经历曲折和颠簸? 第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必须以民为本。就在“拒中抗共”势力不断挑起政治争端的时候,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经济和民生问题不断恶化。举一个例子。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香港有9.27万个劏房单位居住了20.97万人。3月30日,赛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的“社区防灾能力建设计划”和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团体及社区工作部公布他们在2017年2月访问104个劏房家庭的结果,绝大多数居住劏房的家庭深受精神困扰,其来源包括环境挤迫、卫生恶劣、火灾风险、治安欠佳。香港居民(选民)应当以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是否他们谋福祉为一项重要准则,来决定支持谁反对谁。 第三,政府必须提高决策和施策水平。特区政府固然深受政治矛盾困扰,但是,不能否认香港经济民生一系列相互纠缠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同决策和施策水平相关。 (《香港商报》2018年4月12日A2“香江评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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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时代 香港新定位 作者: 周八駿
    【2018-4-11】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深刻阐明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方向和途径。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习主席明确指出:“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更多国家迈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香港需与时俱进做相应转变。 40年前,当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唯一的通道,表现在内地经香港的对外贸易是国家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在2001年12月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前,内地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借鉴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主要是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那时,香港如鱼得水,为促进内地改革开放发挥了特殊而突出的贡献。 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来,内地全面深化改革转向汲取美国“百年一遇”金融危机所暴露的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教训,侧重克服之前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举措“矫枉过正”的弊端,同时,习主席倡导“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内地对外开放由之前以西方国家为主,调整为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全方位开放。于是,香港继续为内地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做贡献,就需要首先替自己重新定位。 一是要重新认识香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位置。过往的“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不再。如今,成为美中关系发生磨擦的“磨心”的机率,远大于在美中关系之间充当“润滑剂”。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香港发挥“润滑剂”的机率与充当“磨心”的机率相比何者为大,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总地看,已然回归祖国的香港,不可能再企图超然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香港必须与国家共命运。 二是要重新认识香港与内地大城市关系。香港精英阶层普遍的观点,是香港不能够变成又一个内地大城市,但是,这些年内地大城市急速发展,已迫使香港精英们不得不承认在硬件上香港已被它们超越,剩下的优势在软件。这样的判断大体不错,但是,需要深入讨论。第一,软件对于发展的意义究竟表现在哪里?中国内地在全球经济自由度和竞争力的排名一直落后于香港,然而,内地发展却快过香港,原因何在?第二,香港固然仍有软件优势,但需要转化为硬件进步,其中的机制在哪里?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转化?这两个问题得不到正确答案,香港就不容易重新认识她与内地大城市关系。 三是要重新认识“保留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及香港内部各种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断演变,这一切决定了今日香港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然而,至今,香港精英们津津乐道并执意维护的核心价值,却是建基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如果仅以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生活条件和生活圈而言,他们完全可以活在不变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里。此所以某个界别的某些人特别反对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 但是,香港有740万居民,绝大多数没有条件“躲进小楼成一统”,享受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他们要求香港与时俱进,否则,他们面对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无法解决。 困难在于,要求香港与时俱进的不掌握香港公权力。实际控制这座城市的,是既得利益群体。于是,无论对待重新认识香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位置,还是重新认识香港与内地大城市关系,香港社会至今都没有形成正确和明确的主流意见,集中表现在,相当多人只反“港独”不反“本土自决”,同时,听任“拒中抗共”政治口号和政治行为。 把“保留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同“拒中抗共”混为一谈,是对“一国两制”宗旨的亵渎。尊重国家根本制度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 总之,国家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香港新的更大空间发挥新的更作用,但是,前提是香港需要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内地和重新认识自己。 (《大公报》2018年4月11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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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e-focused Hong Kong is now at war, like it or not 作者: 周八駿
    【2018-4-11】 Ever sinc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March 1 announcement that he would slap import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Hong Kong has been drawn into this US-staged trade war, with the city government’s request for exemption being ignored. In more than a month, the situation has intensified. On April 3 the US gover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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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should cooperate with Shanghai in commodity futures 作者: 周八駿
    【2018-4-6】 On March 26, Chinese crude oil futures contract was formally launched at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Energy Exchange, a subsidiary of the Shanghai Futures Exchange. This launch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futures of China symbolizes a step forward for Shanghai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The city’s fast pace toward attaining this sta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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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美贸易保护主义本质 作者: 周八駿
    【2018-4-5】 4月3日,美国政府依据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1300个独立关税项目,价值约500亿美元。 之前,3月1日,特朗普已宣布,美国的钢铁和铝材工业一直受到其它国家不公平对待,因此有需要重振这两个行业,为此,将向钢铁和铝材分别征收25%及10%进口关税。但是,就在3月22日,特朗普表示欲对中国实施“301调查”后的惩罚性关税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美国国会宣布,欧盟、澳洲、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已获准暂免向美国进口钢材和铝材的加征关税。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先获准暂免,美国对进口钢材和铝材的保护主义措施,也突现其针对中国的本质。 更多中国不得不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商务部关于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及中方应对措施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宣布拟对美国128项进口产品中止减让关税。4月4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以及汽车、化工品、飞机等共计14类106项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25%,涉及金额约500亿美元。 国际社会普遍理解,中国是被迫做出应对。同时,需要指出,一些评论未能准确理解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性质,发表了脱离实际的乐观估计。其中,一类过于乐观的分析是依据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经验。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曾5次向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1990年,美国将中国列为知识产权“重点观察国家名单”。1991年4月、1994年6月和1996年4月,美国先后3次引用“特别301条款”对中国知识产权进行“特别301调查”,分别历时9、8、2个月,最终都通过谈判分别达成3个知识产权协议。1991年10月,美国对中国发起市场准入的“301调查”,为期12个月,是历时最长一次。中美进行9轮艰苦谈判达成《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 进入21世纪,2010年美国对中国又一次进行“301调查”,但历时仅2个月,调查限于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最终,两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进行磋商,同意修改《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涉嫌禁止性补贴的内容。 上世纪90年代的5次,美国的目的,是压中国在特定双边贸易领域向美国做让步,以换取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亦即是说,美国不仅争取在特定双边贸易领域获利,而且争取中国接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贸易游戏规则。那时,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态度是吸收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2010年那一次,美国旨在争取美中双边贸易某一范畴的利益,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格局,亦即没有改变吸收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初衷。 但是,眼前的情势呈现根本性质的转变——美国视中国为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美中关系的性质正在被美国重塑。因此,过往经验不能被用来推断当前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主义的趋势和前景。 就在3月22日特朗普宣布欲向中国的进口商品按“301调查”加征关税前6天,3月16日,特朗普签署了鼓励美国与台湾“官员”互访的《与台湾交往法案》,被视为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台双边关系重大突破。 3月22日,特朗普不仅宣布向中国进口商品开征高额关税,而且,宣布由一向主张对中国强硬的博尔顿接替请辞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不久前特朗普才委任前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接替蒂勒森任国务卿,加上博尔顿接任国家安全顾问,意味着特朗普在对华关系上将坚持强硬立场。 我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希望中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避免贸易战升级。但是,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美国已调整其全球战略、决意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难以改变的。只有美国遇到严重挫折能够顺势而为地再调整其全球战略,中美关系才有望走上合作共赢的轨道。 (《香港商报》2018年4月5日A3“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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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民生问题要敢于“碰硬” 作者: 周八駿
    【2018-4-5】 2018/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关于与民共享政府丰厚财政盈余的争议,经特区政府采取补充措施后大体趋于平息。香港社会各界应当继续聚焦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香港面对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民生难题:相当一部分居民无法实现置业愿望,公营医疗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普通居民就医所需,社会老年化趋势加快、越来越多居民陷入养老困境,强积金对冲问题迄未解决,劳工界始终关注标准工时立法何时提上政府公共政策议程。 更多就公营医疗体系而言。不久前,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家亮在网志撰文,就一位病人向他诉说其到公立医院专科诊所求诊却必须轮候至2019年12月一事发表评论。陈家亮称,如果明天香港公营医院突然增加800名医生,那么,病人长时间轮候的情况将得到改善。但是,陈家亮承认,他的这个愿望也许是“白日梦”,因为,增加培训本地医生缓不济急,而输入海外医生困难重重。 据特区政府统计,目前,香港的人口和医生的比例大约是1000:1.9,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比例为1000:3.4。这意味着香港要在目前1.4万名医生基础上增加1.1万名医生,才能追上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遑论追赶一些发达经济体更高水平。 应该说特区现届政府看到了这一问题。2018/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3,000亿元财政储备,推动第二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从2026年起增建、扩建、重建多家公营医院。尽管财政预算案没有提及将同步增加更多医生,但我相信,政府将会那样做,否则,不符合常理。 问题是,第二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是“远水”,政府和业界必须谋良策以“救近火”。譬如,以缩短专科病人轮候就诊时间和缩短普通科病人急诊等候时间为“硬指标”,尽快从海外和内地输入医生。 输入海外和内地医生可以采取权宜之计,即以合约方式聘请全球(包括内地)知名医学院毕业后在全球知名医院具一定工作年资并晋升至一定岗位的医生,来香港公营医院工作若干年。期间,鼓励他们通过香港执业资格考试,在合约期满后长时间在香港从医。另一方面,政府增加本港医学院大学生名额,努力培养更多本地医生。否则,不可能追上OECD成员国的人口和医生比例的平均水平。 然而,无论采取合约方式有年期地引入海外和内地医生,还是鼓励海外和内地医生通过本港执业资格考试,都会遭到本港有关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和抵制。政府需要敢于“碰硬”。 另一个亟需政府敢于“碰硬”的,是尽快启动大规模填海造地,以便尽可能在较短时间显著增加公营房屋供应。 尽管上届政府在增加土地和公营房屋的供应上尽了力,但是,申请公屋的轮候时间却延长至4.7年,距离政府设定的3年目标渐行渐远;同时,居住环境恶劣的住户数,增至逾11万。现届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尽快增加土地供应以尽快建造更多公营房屋。 在增加土地供应的所有选项中,政府最容易做的是在维多利亚港以外填海造地,但是,若干环保团体反对。 在那些环保团体背后,有既得利益者的影子。政府不理那些环保团体反对而决定填海造地,便会得罪有关既得利益者,所以,政府需要敢于“碰硬”。 强积金对冲问题需要特区政府增加财政承担以求解决,而标准工时立法之所以被束之高阁,也同有关既得利益群体竭力反对和阻挠分不开,但是,性质同以上两个问题不一样。反对和抵制海外和内地医生来香港执业,反对和阻挠政府在维多利亚港以外填海造地,有关既得利益群体或人士完全是基于其私利。香港中小企业反对取消强积金对冲和反对标准工时立法,则有可以理解的因素。 政府应增加财政支持说服企业雇主尽快同意取消强积金对冲,同时应加强监督企业是否自觉执行与雇员签订的合约,视乎情况决定是否为标准工时立法。如果绝大多数企业自觉执行与雇员的合约,政府就有说服工会暂缓标准工时立法的理由。处理强积金对冲和标准工时立法问题,政府所需要的“碰硬”是平衡劳资矛盾。 特区政府在全民退休保障方案前止步,是有合理因素即顾虑香港出现结构性财政赤字。但是,如果找不到其他办法来应对人口老化加重,那么,全民退休保障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政策选项。 现届政府为完善2018/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与民共享方案而额外为280万名香港居民提供人均4000港元“派糖”,让我联想一个问题。如果这280万居民许多人不能显著改善他们的境况,那么,他们将逐年分批加入需要政府提供养老帮助者行列。所以,从现届政府起,必须找到为“老有所养”提供保障的方案,或者要求企业和就业者增加强积金的支付,或者财政愿意更多承担。这一切意味着现行税制和税率需要改动,甚至意味着政府准备迎接不可避免的结构性财政赤字亦即“碰硬”。 (《大公报》2018年4月5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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