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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为何是世界经济引擎 作者: 周八駿
    【2018-1-25】 在2008年全球发生“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后,中国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最大引擎,主要原因是中国保持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而,通过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外贸增速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美国虽然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经济规模明显仍大于中国,但是,美国在全球商品贸易中排名第一的位置,自2013年至2015年被中国超越;2016年虽再度夺回,但今后几年,仍将被中国反超,因为,中国经济增速高于美国。 保持较高经济增速,是中国经济对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关键。这需要持续稳定拓展的市场。全球贸易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保护主义阻挠,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的重担,更加紧迫地压在了拓展国内市场上。 更多这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可喜的是,经过近几年努力,已取得重大成就。1月1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援引日本瑞穗银行(Mizuho)的数据称,2018年中国的零售额可望达5.8万亿美元,与美国的零售额持平甚至超过。 必须指出,10年前,中国的零售额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亦即是说,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商品贸易第一大国时,中国的零售额相对于中国自己的外贸和美国的零售额,都还是“短板”。2016年,中国的个人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由2013年的47%增至65%,意味着这一“短板”已被补上。这一变化,对于中国未来保持较高增长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中国巨大人口,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自我良性推动的国内市场。 30年前,中国经济增长靠的是“两头在外”——资金和原材料来自国外,国内加工的产品销往国外。那时,中国已是全球人口最多国家,但是,中国人民大多数处于低收入状态,人多不能转化为大市场。 即使到了2008年,中国快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的人均GDP仍处于略过于3,000美元的水平。但是,到了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增至近9,000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富起来了,他们不仅成为全球零售市场的生力军,而且,建立起了中国巨大人口与巨大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必须指出,在中国GDP和人均GDP大幅增长的同时,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一线大城市的GDP已超过20,000亿美元,已分别与荷兰、瑞士、瑞典、阿根廷等整个国家的GDP相伯仲。中国内地更有14个城市的GDP超过10,000亿美元,它们总计超过180,000亿美元,占中国GDP的比重超过1/4。 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位于中国的三大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京津唐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带动周边城市,构建全球城市群。它们不仅如同“柱”和“梁”支撑起中国经济巨厦,而且,如同三大发射源,向中国其他区域也向世界各国,幅射经济动力。 第二,中国巨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应对全球风云变幻的最大依靠。 以世贸组织启动的“多合发展回合”谈判名存实亡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为标志,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贸易增长正遭遇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为恶劣的保护主义的严重阻挠。这是人类近500年来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的一部分。这一调整在今后10年至20年将继续深化和激化,直至全球经济金融政治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在一个新的格局上相对稳定下来。 中国既支持维护以联合国及其宪章精神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变革。只有像中国这样拥有巨大国内市场的经济体,才可能担当那样的时代责任,经受住全球形势任何激荡和震荡。 第三,中国拥有应对全球风云变幻的最大依靠,就能在人类前进航程遇到狂风巨浪时发挥“压舱石”的功能。 回首往途,2008年“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发生后,如果没有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保持较高增长,那么,2009年全球贸易负增长以致全球GDP总量负增长,很可能演变为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又一次全球经济大萧条。 展望未来,只要中国依托内需而保持较高增速,则全球经济经得起保护主义折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的巨大国内市场,不会对外封闭;在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进程中,即使保护主义再肆虐,世界上许多国家仍能够指望与中国合作共赢。 (《大公报》2018年1月25日A12“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中国成世界经济引擎的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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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踏入改革开放新征程 作者: 周八駿
    【2018-4-19】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 习主席指出:“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亦即是说,今年也是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实现到本世纪中期宏伟蓝图的开局年,这一点,决定了从今年起,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新征程。 更多中国改革开放,在以往40年的至少一半时间里,被中国内外不少人误以为是走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国内,不少人曾经以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地在大洋彼岸。在国际社会,尤其在西方,许多人预言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将采纳自由主义经济制度,而且将引进三权分立、政党轮替执政的政治制度。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打破了这一类观点。40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合一,已为中国内外所公认,构成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的最重要特点。 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和广东省开始的,那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广东紧邻香港、后者是那时中国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十分有限的经济联系的唯一通道。在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形成全面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今天,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公平公正而又有效率的成熟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目标,是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4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完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转变。使国家强起来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第三个重要特点,是既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又以上海为主导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继续走在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最前沿。 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由深圳经济特区为代表的4个经济特区加海南建省建经济特区为标志,第二个高潮便是由浦东开发开放为代表。 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这座位于中国中部沿海大城市,一直走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在地理上,上海位于中国最长河流长江的入海口;中国的海岸线如同一张“弓”,上海是这张“弓”上的“箭”。中央确定上海到2020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并且,率先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历史上,上海和香港一起被写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和上海引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崛起,对于中国来说,特别具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标志性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第四个重要特点,是4月13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宣布的,海南省将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那么,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呢?这就要说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的第五个重要特点——香港必须也必将“风凰涅槃”,从而,粤港澳大湾区将卓然屹立于亚洲和世界。 毋须讳言,香港面对深层次结构性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既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深深地为“有形边界”(出入境管制)和“无形边界”(意识形态差异)所困扰。 习主席在去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暨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中央有这个信心,特区政府和香港居民也要有这个信心。信心转化行动,需要香港充分理解国家改革开放新征程的上述特点,重新确定自己在国家与西方之间关系的位置,创造性地克服双重边界。 (《香港商报》2018年4月19日A2“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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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文稿》No. 99~11 / 作者:王小強】
    科索沃危機提出的問題是:是否同時“翻”出了一個強大的航空製造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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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航空工業何去何從? 作者: 王小強

    【《參閱文稿》No. 99~11 / 作者:王小強】
    科索沃危機提出的問題是:是否同時“翻”出了一個強大的航空製造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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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與探索》1980.5 】
    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問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成為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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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農民的階級屬性芻議 — 近代中國有一個農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嗎? 作者: 王小強

    【《學習與探索》1980.5 】
    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問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成為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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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文稿》No. 98~3 / 作者:經濟文化研究中心電訊產業課題組】
    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推動下,電信業成為80年代以來發展最快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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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電訊產業的發展戰略 — “中國電訊產業發展戰略研究”主報告 作者: 王小強

    【《參閱文稿》No. 98~3 / 作者:經濟文化研究中心電訊產業課題組】
    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推動下,電信業成為80年代以來發展最快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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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美关系须长期调整 作者: 周八駿
    【2018-5-17】 5月3日和4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美方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中美经贸关系进行会谈,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是——“双方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双方认识到,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需要继续加紧工作,取得更多进展。”其他媒体包括香港若干媒体从不同途径获得的信息,是双方分歧重大,共识很小。 这样的结果,符合中美关系基本态势。首先,以美国政府于去年底、今年初公开宣布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为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了实质调整新阶段——从之前美国力图把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转变为美国力图遏止中华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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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通報》No. 2003~30 / 王小強 整理】
    丹江口水庫的修建,幾起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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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江口水利樞紐:二期工程苦苦等了30年 — 湖北調研訪談紀要之三 作者: 王小強

    【《工作通報》No. 2003~30 / 王小強 整理】
    丹江口水庫的修建,幾起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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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香港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 周八駿
    【2017-10-26】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要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落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第一份施政报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必须同贯彻习近平主席指示相结合。为此,必须坚决引导社会焦点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需要澄清两种观点,一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能取代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二是施政报告政策措施不能代替对某些制度的改革。 香港政治问题分两方面:其一,基本政治矛盾,即两大对立政治派别争夺香港管治权的斗争;其一,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尚缺乏对回归后新身分的应有认同,亦即缺乏对国家的应有认识;二者的关联在于,反对派争夺香港管治权,得到了一部分缺乏对国家应有认识的香港居民的支持。 目前,香港社会在政治上形成严重分化,首先是因为反对派争夺香港管治权不择手段、空前恶劣,把香港一部分居民对国家缺乏应有认识的问题也空前激烈地凸现;其次,也同多年来经济转型蹉跎、民生问题成堆相关。 更多总之,今天香港,是政治问题与经济民生问题迭加,政治矛盾与意识形态问题迭加,但是,首先必须从解决大多数香港居民亟盼解决的问题入手,保持社会大体稳定,逐步推进必须的局部具体制度改革。 各种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同一指向——大多数香港居民亟盼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困难在于,种种因素已导致香港的经济和民生也都形成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政府必须也只能采取短期治标、中长期治本相结合的策略。 对于施政报告的经济民生政策,有人明白短期治标是必要的而予以肯定,有人误以为治标是取代治本而表示不满;有人明白中长期治本必须是次第展开,因而对政府不可能在现时交代清楚今后具体做法表示理解,有人急于求成要求行政长官把5年任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路线图画得一清二楚。这些分歧都是基于理性分析。如出于政治动机故意歪曲,则当别论。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可能克服社会政治分裂的原因,但是能够营造有助于摆脱社会政治分裂的氛围。香港一部分居民因为对经济民生不满而加强对反对派的支持,会随着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而舒缓。亦即说,“政治问题与经济民生问题迭加”可以随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而分离。但是,香港一部分居民支持反对派的原因是意识形态,不可能随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而自动消除。亦即是说,“政治矛盾与意识形态问题迭加”,必须由政治手段和思想工作来化解。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解决,需要三项条件:一是完善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领导体制和机制,使反对派不敢也不能争夺特区管治权;二是巩固和深化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促使香港一部分居民树立对国家应有认识,确立与回归祖国相一致的身分认同;三是反对派分裂出“建设性反对派”,愿意在承认国家政治体制和执政党的前提下,就特区发展包括香港与内地关系提出建设性意见。 这三项条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香港一部分居民认识国家、确立新身分认同,与反对派分裂出“建设性反对派”是相互关联的;另一方面,完善中央对特区领导,与推进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是相辅相成的。不难理解,后一方面是前一方面的基础,当然,不能取代前一方面工作。 评价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的施政,不能按照某些政治团体、人士的主观意愿和特殊利益,更不能被居心叵测者误导。评价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的施政,必须按照香港发展需要。香港需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需要修补社会政治分裂,但是,香港没有能力同时解决经济民生政治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大多数居民亟盼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有利于舒缓社会政治分裂。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修补社会政治分裂,都需要标本兼治,必须先易后难,先努力治标同时展开治本工程。 新一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其管治班子努力引导社会各界从长期困于政治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0月11日,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就施政报告所作发言中说:“我完全明白一份篇幅较长的《施政报告》不能确保政策完全到位、落实执行有力,我和问责团队会以谦卑态度继续聆听各位议员和社会大众的意见,务求让这份《施政报告》为香港的未来带来新的起点。” “为香港的未来带来新的起点”,是全体市民所盼望的,而十九大报告为香港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公报》2017年10月26日A16“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十九大报告为港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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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經濟問題》1983.8 / 作者: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黃河中游山西省的忻縣、呂梁地區是個全國水土流失的嚴重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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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戶承包小流域治理的啟示 — 山西省忻縣、呂梁地區調查 作者: 王小強

    【《農業經濟問題》1983.8 / 作者: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黃河中游山西省的忻縣、呂梁地區是個全國水土流失的嚴重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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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經濟導報》1987-10-19】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在我國考察之後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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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改革應與配套改革同步進行 作者: 王小強

    【《世界經濟導報》1987-10-19】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在我國考察之後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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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靠国家 融入国家 作者: 周八駿
    【2017-11-2】 中共十九大开启国家发展的新时代,也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展开启了新时代。对于国家来说,新时代的使命和特征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于香港来说,新时代的使命和特征是完全依靠国家和融入国家,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至今,香港在经济上已然依靠国家。但是,反对派不甘心,他们竭力阻挠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拓展,同时,企图以所谓“真普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复制西方政治制度。从而,香港面对的尖锐矛盾是,经济上已同内地形成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一体化趋势,但是,政治上,“拒中抗共”势力和观念仍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香港不可能独立,也不可能复制西方政治制度。问题在于,香港社会如果不能够或者不能够尽快遏止“港独”,如果不能够或者不能够尽早扭转政治学西方的偏向,那么,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必将受损。 更多把香港比作一个人,一条腿(经济)已同国家这个巨人绑在了一起,但是,另一条腿(政治)却欲同西方那另一个人去捆绑,那另一条腿(政治)虽然不可能实现同西方捆绑,却不断干扰这一条腿(经济)同国家捆绑。为什么说“泛民主派”至今在整体上仍然不是建设性的,就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造成了香港经济政治两条腿相互打架。一个人不可能在两条腿相互打架的状态下前进。香港不可能在经济已然依靠国家、政治却欲进一步同国家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下前进。 香港经济前途在于完全融入国家。这是任何具常识者都看清楚的现实。即使有些人持有强烈的亲西方观念、在政治上追求西方模式,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香港经济离不开国家。 有人会质疑:香港经济离不开国家,不等于香港必须完全融入国家。提出这一类疑问者是缺乏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任何区域经济一体化,只要启动了并且形成一定势头,就会受到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其内在自我积累的动力,一是外部阻力或压力产生的反作用力。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可以在某个阶段或状态保持或长或短的时间,但是,不可能永远停留于那种阶段或状态。 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在加速展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加快推进。香港处于全球格局巨变和国家空前发展之中,不可能保持她同世界和国家的关系于某个阶段或状态。 香港的政治团体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大势。建制派、尤其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必须做推动香港完全依靠国家、完全融入国家的促进派。“泛民主派”中的有识之士应当转变政治立场,做建设性反对派。 香港完全依靠国家,不是说香港不同西方国家保持联系。香港应当保持举世罕见的高度开放,国家依然需要香港发挥她熟悉西方的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排他性的,中国致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努力同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香港完全融入国家,不是说香港的制度特点将被溶化。中国推动人类多元文明相互包容、取长补短。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化大花园。香港完全融入国家,意味着香港文化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当然,香港传统文化、尤其传统核心价值需要增添中国元素。 诚然,不能低估香港本地阻碍香港完全依靠国家、完全融入国家的政治力量和观念。如果仅由香港本地因素来推动,那么,香港完全依靠国家、完全融入国家的进度会跟不上国家发展。 中央会给香港以巨大推动。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说:“要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团结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促和谐,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进民主,维护社会稳定,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要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互利合作,制订完善便利香港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香港商报》2017年11月2日A2“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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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促进香港发展的知识分子 作者: 周八駿
    【2018-4-19】 《维基百科》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的定义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这当然未必是一个为所有人都接受的定义,但不妨作为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的一个具有工具性质的前提。 戴耀廷符合上述定义的前半句话——“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至于是否符合后半句话“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则有很大分歧。 有些人批评,特区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对戴耀廷在台湾鼓吹“港独”和中国分裂的言论的谴责,是压制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对香港的公知造成“寒蝉效应”。 更多试问:戴耀廷发起“占中”运动导致暴力是“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吗?特区终审法院即使免除了黄之锋等3名青年学生继续入狱服刑,但是,仍判决他们在“占中”过程中犯了罪,不啻给“占中”始作俑者戴耀廷一个鞭挞。戴耀廷不是一个单纯的公知,他兼具公知和政客双重身分,打着学术的幌子宣传政治主张,打着公知的幌子进行政治活动。不能把戴耀廷视为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名代表。 香港公知则应当从戴耀廷身上汲取教训。 第一,公知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应当符合科学原则。譬如,学术研究应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等于因循守旧、缺乏远见。远见需要想象,但是,想象不等于臆想。如戴耀廷般没有严谨的事实前提,随心所欲地编造中国未来分裂而香港等地将得以独立或者组成联邦的图景,能称之为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吗? 戴耀廷的问题不在于政治立场,而在于他的作风——治学作风和政治作风。在政治立场与传统“泛民主派”相同的公知中,不乏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公知。 为讨论问题,请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恕我以他近两年先后刊登于《明报》评论版的两篇文章为例。前一篇是2016年11月21日发表的《西方民主的危机》,文章开门见山——“特朗普当选,对很多人是难以接受的事实。号称‘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选出一个不少言论立场都违反自由民主精神的人。这其实反映了现代自由民主体制面对的深层危机。而这危机,不光是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当选,而是现代西方民主政体的政治精英已经无法应付急速转变的选民文化,民主体制亦未能承载人民的期望。”后一篇是2018年4月9日发表的《有些事情 再也回不去了》,先是分析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丧失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合适行为”即政党和政治人物“自觉地自行约制”,以致于逐步走向政治两极对立;然后,感叹香港也未能幸免。马岳没有为西方民主和香港发展民主开出良方,这不是公知必定要完成的,但他展现了公知面对现实的应有态度。 第二,公知“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应以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依归。 公知不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范的特区公职人员,批评或者不同意国家根本制度不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本地相关法律。他们中间一些人笃行西方政治制度是普世的,要求国家根本制度以西方政治制度为目标加以改变,为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所允许。但是,他们应当为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建言献策,否则,怎么能以香港公知自居? 现实是,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系于国家。哪一个公知敢于说香港囿于一千一百多一点平方公里土地和740万人口能够自力更生?开放是香港安身立命之本,面对新世纪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愈益深化,香港唯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保持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不相扦格。例如,最近,发生所谓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接驳隧道一端的防波堤是否“崩角”的疑问,和高铁列车试运行时发生一节车厢出轨事件,公知从安全角度提出批评是完全应该的。此外,在土地使用、劏房、强积金对冲机制如何取消等等涉及弱势群体的经济民生议题上,公知应当倾向于为弱体群体发声。 香港公知大多数受西方价值观熏陶,容易倾向于传统“泛民主派”。但是,正是这一类学识和政治偏颇,妨碍他们客观深入地研究“一国两制”必须与时俱进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妨碍他们客观深入地剖析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正在恶化的全面危机,也妨碍他们客观深入地观察内地日新月异的变迁。坦率地说,香港公知,无论对于世界大势、国家大局还是香港前途,都鲜有真知灼见。 香港的事情终究需要全体香港居民一起来做好。中央对香港的领导和指导需要特区政府全面准确理解和配合。香港公知应当明白,无论是促使香港居民团结,还是帮助特区政府提高管治和施政水平,他们都承担着光荣的历史使命。 (《大公报》2018年4月19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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