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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面对外部结构性因素 作者: 周八駿
    【2017-10-6】 9月20日(美国当地时间),美联储宣布,从10月开始缩减其资产负债表,意味着美国即将全面结束自2008年以来持续9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9月21日(美国当地时间)标准普尔宣布,下调中国长期主权评级由AA-至A ,是1999年以来亦即18年来标准普尔首次调低中国主权评级。 一个是“9年”,另一个是“18年”,反映有关举措不寻常,都有长期结构性变化的特征。 美国终于全面结束持续9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反映美国真正摆脱2008年“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对整体经济的打击。于是,有金融机构研究部门估计,美国货币政策由超宽松趋向于全面收紧,将持续至2023年,美联储资产规模和所持证券规模均将大致缩减至2017年9月的60%,其累积效应将大体等于3次加息,何况,美联储还可能直接调高联邦基金利率。 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港元利率将面对可能长达六七年的上升压力,财政司长最近警告香港地产市场可能面临下行“拐点”,是中肯的。此其一。 更多另一方面,由于香港金管局的基本利率必须跟随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而香港银行界的港元利率还需视乎人民币利率趋势,不能低估今后几年港元市场利率与官方利率的偏差可能扩大,进而,增加香港金融市场的波动。 不能忽视的是,美联储9月20日声明称,通胀依然是联储局最忧虑的因素,整体通胀和核心通胀仍低于其目标,但承认美联储对通胀理解不足,警告若通胀转弱不排除会调整货币政策,却又肯定长期通胀预期变化不大。美国中央银行的这一番话,含蓄地表达美国经济仍然存在着不容低估的不确定性,从而,不能排除美国货币政策在可预期未来再次转为宽松。 尽管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以通胀为唯一政策目标,但是,通胀仍是主要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市场一直是流动性充裕而西方国家长时间处于低通胀,以致这些国家的利率长时间偏低。因此,当美国发生“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引发西方国家普遍严重衰退时,它们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把利率降低至零或几乎为零。从2013年底开始,到2017年10月,美联储以近4年时间逐步扭转超宽松货币政策,既因为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也因为美国通胀一直低于其目标。 2011年春爆发的欧元区若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是因为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而是由于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丧失了从全球金融市场融资的资格。 全球金融市场一直充斥着流动性而重要经济体的通胀长期处于低水平,这样的局面没有被美国“百年一遇”金融危机打破;按美联储的判断还将维持。这对香港至少有两重影响:一是港元利率即使很快进入上升轨,但是,上升幅度不可能大;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很可能显著超过它对香港地产市场的影响。换言之,不要期望美元和港元利率上升会带给香港地产市场以可观的下调效应,克服香港楼价太高,仍需政府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 标准普尔选择中共十九大召开前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缺乏经济上的理由。9月21日,标普声明称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理由是中国信贷快速增长削弱了金融稳定性。但是,9月22日,标普亚太主权评级资深董事陈锦荣在网上会议解释时却承认,今年初中国国内企业债务增速已经放缓,预计其信贷增长维持9%;中国将持续去杠杆,虽可能较预期慢,但他相信中国信贷增长不会在一、两年内“触顶”;更预期中国未来金融风险将下降和回稳。 标普18年来首次下调中国主权评级,不是选择在过去18年期间中国经济困难的时候,而是选择在中国金融风险呈现下降、经济形势稳定之际,如此从经济上说不通的举措,只能从政治上理解。 今年5月穆迪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和9月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都是西方机构对中国持偏见和不友好的表现。这一类行为还将陆续出现。 香港尤其必须正视的,是标普与穆迪5月下调香港评级一样,也把香港评级下降。两家机构都表达相同的理由即中国内地对香港影响显著。 反对派人士说怪话:“国家不好,香港也不好。”追求“港独”者会以为他们找到了依据。其实,国家没有不好而是有人故意抹黑,香港应当理直气壮地驳斥有关评级下调之不合理,同国家一起维护正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演变。 香港还面对另一个必须正视的外部结构性因素,即:地缘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朝鲜半岛挣扎于和平与非和平的临界点,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的机率急速下降。能够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是坚守不动用核武的底线,否则,没有一个相关国家能够幸免于难。 香港社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一系列外部结构性因素对香港的影响,要有忧患意识,也要坚定信心。 (《大公报》2017年10月6日A12发表时把标题改为《香港面对的外部结构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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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主导 各方合力 作者: 周八駿
    【2017-10-5】 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即将发表其第一份施政报告,据她披露,重点之一是解决香港的土地和房屋问题。众所周知,这是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个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从8月以来,新一届政府的相关举措,已形成“政府主导,各方合力”的格局。 “政府主导”表现于以下三方面。一是行政长官委任“土地供应专责小组”,要求该小组在18个月内,全面、宏观地检视香港土地供应来源,不仅将评估各种土地供应选项,而且将开展公众参与活动以推动公众就不同选项的利弊和相对优次进行讨论。该小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共识,并拟订概括纲领,就优化整体土地供应策略和不同土地供应选项的优次向政府提出建议。 更多二是行政长官提前公告其第一份施政报告将推出不与市价挂钩的“港人首置上车盘”。“港人首置上车盘”的主要对象是不具备申购居屋资格的青年家庭。 三是新一届政府正研究发展货柜屋或组合屋作过渡性房屋。发展局长黄伟纶表示,政府对任何纾缓住屋困难的措施都持开放态度,不会说香港无合适土地发展货柜屋,但也要克服交通及环境等因素。他披露今年8月曾与房协、运房局到广东江门了解“整个单位预制”建筑技术,包括内地组合屋等技术和模块化建筑,考虑能否将技术带到香港作临时或永久性房屋。 “各方合力”则表现于两方面。其一,社会服务联会(社联)推出为期3年的“社会房屋共享计划”,成立社会房屋中介平台,承租及翻新业主提供的闲置单位,再分租给社福机构或社企营运,以低于市值租金转租予基层住户,例如轮候公屋至少3年的家庭,租金水平不高于租户收入25%。社联表明不会使用不合法例要求的住房,例如劏房。这个社会房屋中介平台定下募集500个单位的目标,惠及1000个家庭,至今已收集300多个潜在单位,其中34个将于今年底推出。 其二,市区公屋地皮紧绌,为地尽其用,房委会继华富邨后提出2020年11月清拆重建黄大仙美东邨的美东楼及美宝楼,其中美宝楼是第一幢重建的1980年代建成公屋。并于2020年4月起展开白田邨第三阶段重建,涉及白田邨第9、10、11及13座共4幢。美东邨两幢楼重建后,单位将由665个增加逾两倍至约1900个。白田邨第三阶段重建后,将提供约2100个单位。 以上被称为“各方合力”,是因为都有政府推动,也都有发展商和其他界别参与。例如,“社会房屋共享计划”的大部分房屋来自恒基地产、华懋等发展商,以及市建局,其中一部分是由提供方以象征式租金租出。香港公益金资助5000万元,支持勘察、维修、装修等硬件项目,公益金还与政府辖下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一起拨出1150万元,支持社会房屋中介平台未来3年运作经费。香港律师会、建筑师学会、工程师学会和测量师学会则将提供专业意见和支持。 即使“政府主导”的“港人首置上车盘”,和发展货柜屋或组合屋作为过渡性房屋,若干发展商都表示愿意提供土地。社联也显示积极参与发展货柜屋或组合屋的意向。 在肯定上一届政府5年任期大力拓展土地供应和建造公营房屋的同时,不能不指出,新一届政府在其上任仅2个月所展示的“政府主导,各方合力”格局明显超越了上一届政府5年作为。这样的比较不是基于增加土地和公营房屋供应的数量,就数量而言,2个月怎么可能比上5年,而是就施政作风和政策态势做比较。在施政作风上,新一届政府注重聆听和吸取社会各界建议。在政策态势上,新一届政府注意短期、中期、长期政策配套。 发展货柜屋或组合屋是作为过渡性房屋。社会服务联会推出为期3年的“社会房屋共享计划”,也是过渡性措施。“港人首置上车盘”既有解燃眉之急的用意,更是完善香港公营房屋结构之举。房委会重建公屋以缓解市区公屋地皮紧绌,也是一项中长期措施。 万事开头难,遑论香港土地房屋问题是难啃的“硬骨头”。但只要“政府主导、各方合力”,可以标本兼治。 (《香港商报》2017年10月5日A2“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政府主导合力解房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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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经济须有赶超目标 作者: 周八駿
    【2017-9-28】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多次表明,特区新一届政府对于香港经济应适度有为。所谓“适度有为”,宜包括两方面,一是对香港经济转型和发展提供中长期宏观政策指引,一是运用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支持对香港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领军作用的新兴产业和行业拓展;而且,在这两方面,政府都需要为香港设定追赶和超越的目标。 行政长官就任后外访首站选择新加坡,就有以新加坡为香港追赶和超越的目标的含意。都是城市经济体,同属于“亚洲四小龙”,均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的确有可比性。 赶超新加坡,不是说香港处处落后于新加坡。香港有内地巨大经济体为依托,就是新加坡可羡慕而不可企及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学术氛围的多元,香港也领先新加坡。 更多除了新加坡,上海和深圳也应成为香港的两个赶超目标。深圳起步远落后于香港,却在不足40年时间里走完了香港用了一个半世纪才走过的发展里程,而今,在创新科技上更把香港抛在了后面。 上海港在货柜吞吐量上10多年前还在香港港后面,如今已雄居全球首位。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加速,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紧逼压力。 无论以新加坡、还是以深圳和上海为赶超目标,香港都需要深入全面客观而谦逊地看待对方的优势和成就。多看别人的优点,多看自己的缺点,于人如此,于城市亦如此。 最近,中央媒体发了一篇表扬上海全力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报道,分析了上海在这方面已然呈现的下列优点。 (1)领军产业和行业明确,即重点拓展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高技术行业。上海的科创企业已开始占据“未来产业集群”的高能级平台,面向未来二十年进行深度布局。 (2)将全球视野和本土智能结合起来,用开放心态打造并输出“中国标准”。以上海光源二期为例。刚开始建设时,无论光束线的设计、建设还是使用,处处学外国。而今,能够根据中国科学发展的需求提出自己的创新方法。 (3)打造人工智能高地,推动中国向世界人工智能(AI)工厂转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厂,但那是为西方跨国公司进行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内地大城市开始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移动,尤其,近几年,中国在拓展人工智能上迅速走到全球前列,同美国的整体差距愈益拉近。一旦中国成功转型为世界人工智能工厂,那么,不仅国内生产总值会超过美国,而且,整体经济素质也将同美国在伯仲之间。 (4)拓展“环境 制度”优势,吸引全球人才。据统计,内地70%的人工智能人才集中在北京、上海。今年6月,上海市政府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华为规划在上海青浦投资建设新的研发中心和配套人才公寓,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城市等领域加强技术研发、示范应用、融合创新。青浦区政府拟在青浦西部打造一个软件信息服务业集聚的“IT小镇”,加快推进大科技、大旅游、大文化、大健康、大总部产业的协调发展。尤其,上海科学院把引进创新人才的支出算作净利润,让这笔钱可以“放心花”。该项政策已根据实施效果进行完善和推广,有助于解决科技创新活动考核业绩的难题。 (5)不断创新机制,为各类企业提供创新平台。例如,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有了全新概念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基地,正在建设80条GMP(良好生产规范)生产线,未来将形成一个生物制药创新共享平台。全球科学家“一起来造药”,将在上海成为可能。 香港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特点,也有自己的市场特点,对于上海以及新加坡、深圳的经验不必囫囵吞枣。即使可以仿效,也需要时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也应当早日借鉴的,即,尽快在香港推广使用人工智能。 以上海为例。上海司法系统已引入机器学习,协助破案和识别证据,成为“智能审判”的典范。上海金融系统已使用智能客户服务和人脸识别,大大降低人力成本。上海快递等服务行业的智能化已升级,实体行业积极转型智能制造,提升单位人力的科技贡献率。上海市青浦区已是快递企业总部集聚区。快递企业通过智能化提升快递物流业态能级。今年首季,青浦区快递行业实现业务量2.2亿件、业务收入1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9.1%、26.9%。上海市政府今年将针对人工智能在上海的应用驱动、产业集聚等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上海、北京、深圳等等内地大城市已为国家大飞机首飞、“墨子号”卫星升空、超级计算机连续称冠全球、高铁网络达到全球第一等等,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香港应不甘落后,不仅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且做又一个全球科创中心。 (《大公报》2017年9月28日A12“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香港经济转型须有赶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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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是港企进路 作者: 周八駿
    【2017-9-28】 最近,香港铁路主席马时享称,港铁在香港开一条新线就亏,只有走出去,在香港以外开新线才赚钱。说的是港铁一家企业,其实,道理适用于香港许多企业。 港铁作为一家特区政府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经营公共交通运输,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所以,即使在本港开新线亏本也必须做;但是,港铁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不能不考虑为股东们赚钱,所以,必须找赚钱的投资项目以维持整体盈利增长,所以,选择走出去,投资经营香港以外的地铁或高铁项目。 更多香港绝大多数企业非政府控股,也非经营公共服务,它们毋需为提供公共服务而不得不承担局部投资的亏损,可以也应当更多考虑为股东赚钱,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些企业都必须走出去。 根本原因在于,香港本地市场有限,而且,在缺乏新产业或行业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呈现“饱和”。 市场同面积有关也同人口有关。这两个因素决定了香港市场有限。试想: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和七百三十万人口能够做多大的事? 当然,市场还同产业结构有关。香港的制造业早已基本外迁至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服务业也在不断外迁。这些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为何被新加坡超越?为何又将被深圳超越?香港的中青年有志于创业者为何在本地难以甚至无法施展?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是,根本的原因在于香港本地无法提供让新投资者生存的市场空间。不尽快完善和提升本地产业结构,本地市场将继续在既有水平徘徊。 完善和提升本地产业结构,不能局限于一千一百平方公里面积和七百三十万人口,而是必须以内地和其他国家为市场。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香港企业都需要走出去。 香港长期养成企业自主选择发展战略和路径的传统,凡是企业独自能做的可以说都做了。企业想做而做不了的是它(们)缺乏能力或实力。所以,政府引导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是给想做而做不了的企业以助力。 推动企业拓展创新科技相关产业或行业,需要政府给以政策优惠,甚至提供“种子资本”(seed capital)。推动企业扩大对传统产业或行业的投资,需要政府给予协调。这一切,在当前和今后一二十年都应当置于“一带一路”宏大框架内来展开。 香港企业当然也需要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但是,可以也应当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同“杭州湾大湾区”比,“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特点就是她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重要角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要“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香港企业可以也应该有更多更大的投资机会。 香港华资大企业应该转变投资习惯。在这方面,李嘉诚是一个榜样。长和系企业国际化走在香港华资企业的最前面。 香港华资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单独远航”的能力或实力,可以“结帮出海”,也可以同大企业“搭帮同行”。总之,不能“困坐愁城”。这些年特区几届政府都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协助,但成效不彰。我请教一些中小企业家和他们的商会,答复是缺乏投资机会借钱何用?投资机会在哪里?在走出去。因此,政府不能停留于“你(中小企业)要借钱我帮你”,而是应当协助它们走出去找合适投资机会。 在长远,香港必须融入内地经济,首先必须同广东省珠三角和澳门经济融为一体。在近期和中期,香港必须推动企业走出去。同内地经济融合需要克服“有形边界”(出入境管理)和“无形边界”(意识形态差异),不容易做。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在同内地企业“结帮出海”或“搭帮同行”过程中,推进香港与内地融合。 (《香港商报》2017年9月28日A4“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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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olitical struggle clearly demands political wisdom 作者: 周八駿
    【2017-9-27】 Separatists who posted “pro-independence” materials up at local university campuses in recent weeks attracted widespread condemnation from Hong Kong people. Amid heated debates that followed, some radical students used particularly vile ethnic slurs to express their hatred for mainland people. They faced strong retaliation from some local residents who responded with extremely serious threa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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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ation blueprint goals demand team effort 作者: 周八駿
    【2017-9-21】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attended two events on Sept 11 and delivered a speech at each, in which she revealed some details of a development blueprint the fifth-term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has drawn for Hong Kong. At the Belt and Road Summit jointly hosted by the SAR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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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核心价值与言论自由 作者: 周八駿
    【2017-9-21】 有一种观点:在大学校园专属学生会的所谓“民主墙”亦即特定范围发表“港独”言论,虽然违背《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的规定,但是,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应被允许或容忍。 更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联合国政治与公民权利公约》第十九条指出—— “(一)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 (二)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它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条第二款所载权利之行使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各项所必需: (1)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2)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反对派以及受激进反对派蛊惑的极少数鼓吹“港独”的大学生,口口声声以《联合国政治与公民权利公约》作为他们争取所谓“真普选”之圭臬,却竟然无视该公约关于言论自由必须“保障国家安全”之要求。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享受言论自由,必须受《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的规定所限制,这是特区“保障国家安全”应有之义。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政务司长张建宗先后明确指出,“港独”主张超越言论自由范畴,事关香港宪制地位和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须遏止。香港的10所大学校长也发表了相同观点的联署声明。可以预言,在香港的大学校园“港独”气焰将在相当程度上被压制。但是,清除“港独”,需要香港核心价值与时俱进。 香港的核心价值形成于九七前,是西方意识形态与香港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成果。 1950年是全球格局的重大转折点,也是香港与祖国内地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冷战”划分东西方两大阵营。美国污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朝鲜,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封锁。于是,香港与内地关系被人为分隔。 上世纪50年代初,香港大约有250万人口,大部分是1949年前后从内地移居香港。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本地拓展制造业,带动产业结构多元化,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依靠西方国家的原材料和市场,也在颇大程度上得力于西方国家资本的直接投资。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成长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完全靠西方。 从1967年至1997年的所谓“黄金30年”,后半段同国家主体改革开放发展提供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向广东省珠三角迁移的机遇有莫大关联,但是,港英政府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政策,以及同内地居民直接相关的“抵垒政策”,和针对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居英权计划”,对于笼络人心、巩固和加强英国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对香港的长远深刻影响,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效果,使这30年香港发展的主轴继续围绕西方。 于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具有很强的“非中国”或“排斥中国”的特征,同香港社会主流民意长时期对内地和内地居民持有“三重优越感”紧密相关联。“三重优越感”是:(1)经济优越感,香港经济水平高于内地,香港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高于内地居民;(2)制度优越感,内地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为目标,香港市场经济堪为内地楷模,香港发展民主政制具有“普世性”,内地政治体制改革也将追随;(3)意识形态优越感,这是前两重优越感的必然结果。 但是,21世纪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国家迅速崛起,打破了以上第一重优越感,并且,使后两重优越感承受着空前严重的冲击。眼看西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陷于前所未见的危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解体,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正同西方意识形态核心观念相悖,越来越多香港居民开始思考:香港与国家主体比较,究竟还有哪些优势? 反对派主流——“泛民主派”走投无路。他们无法客观全面清醒地回答香港为何走到今天?香港向何处去?就不可能提出吸引传统支持者继续跟随的政治纲领和口号。 反对派支流——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或者主张“本土自决”,或者公然鼓吹“港独”,丧失政治理性,企图蚍蜉撼树、螳臂挡车。 然而,值得深入分析和高度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香港社会主流民意迄未对“港独”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强大舆论?为什么“泛民主派”依然相信在本届立法会议席补选中他们能够打败建制派?一言以蔽之,因为,香港的核心价值依然是九七前的形态,仍然支配着香港社会主流民意,仍然是“泛民主派”赖以安身立命的支撑。 “不破不立”,“破”不等于“立”。建制派、尤其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在继续批判“港独”的同时,必须推动香港核心价值与时俱进。 (《大公报》2017年9月21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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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须大力拓展创新科技 作者: 周八駿
    【2017-9-21】 最近,香港舆论焦点为若干大学的激进学生宣扬“港独”甚至恶毒攻击他人家庭不幸事件所吸引。这一类违反《基本法》甚至丧失人性的言行固然必须谴责,但是,香港社会焦点应当关注经济转型发展和民生改善。 关于经济转型发展,至为重要的当推拓展创新科技产业,其中,引领时代潮流的是拓展人工智能(AI)。 更多9月11日,媒体报道两则新闻。 其一,经过两年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香港机场管理局、香港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应用技术中心共同成功开发“行李手推车辨识系统”。该系统通过摄录镜头和人工智能影像技术,即时点算手推车数目。当有关区域手推车数目跌至50架或以下时,前线员工相关手机应用程序会实时亮起黄色,零架则为红色,以迅速提醒职员补充数目。准确度逾九成。旅客到达机场时,不用担心行李手推车短缺。香港赤鱲角机场行李大堂自去年底起全面使用该个新系统,今后可能扩大应用范围至禁区,也可能把其它手推车如小型行李车或婴儿车等纳入该系统。为保护旅客私隐,摄录镜头只拍下行李车影像,其它景物则会自动模糊,确保旅客容貌不会被摄录。影像会被加密,除非有指定应用程序解密,否则不能读取。 尤其,该项技术除应用于机场外,也可用于不同行业。譬如,建筑公司可将该技术用来计算建材。 其一,腾讯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马化腾出席《跑赢智能时代》白皮书发布会暨 Hong Kong X青年科技创新创业论坛,向特区政府建言。马化腾称,香港有很多好牌可以打。他提出3张牌,一是“引进来”,引进内地科技人才;二是“培育环境”,让科技企业和人才生存、壮大;三是“合起来”,把各方优势都发挥出来,譬如,以粤港澳大湾区项目来结合香港的优秀人才。 马化腾认为每个成功的城市或地区,一定有政府发挥积极、主导作用。他建议,政府应提供更多政策吸引海内外人才,例如,企业每聘请一名本地科技人才,就提供一个配额请一名境外科研人才。 马化腾指出,目前,在全球十大企业中,7家是科技企业,较之以往全球大企业以能源或金融企业为主,是巨大变迁。 以上两则新闻于同一天发生不无巧合。发生这两则新闻的时代条件却是同一的。马化腾指出全球大企业已以科技企业为主,反映21世纪人类迈向知识经济新纪元。人类的这一变迁如同人类既往所有重大的划时代变迁一样,不是均衡地呈现于地球的各大洲,而是偏重于经济领先的洲、国家或地区。有幸的是,中国在最新的拓展人工智能的全球竞赛中跑在了仅次于美国的前列。虽然香港因为种种因素在向知识经济转型上整体进展缓慢,但是,上述第一则新闻反映香港的某些机构是在努力追赶。 创新科技产业、尤其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是21世纪全球科技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对于21世纪全球政治和军事竞争也至为重要。香港毋须从全球政治和军事竞争角度去考虑,但是,务必从科技和经济竞争的角度,认清香港在拓展创新科技产业、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和不足。 香港的优势在于,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科研人才,特区政府拥有令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政府羡慕的财政储备,若干大企业拥有巨额资本,香港金融市场提供高效、丰沛的融资服务。 香港的不足在于,本地市场规模有限,政府刚开始明白必须适度有为,因而,需要时间和经验来形成有效支持市场开展创科活动的政策配套,尤其,社会各界尚未形成聚精会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氛围。排除反对派、尤其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干扰,是汇聚社会焦点于经济民生的必要条件。 有一种观点:随着香港经济在国家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不再重视香港。甚至有人以为,这几年香港又是发生“占中”又是爆发“旺角暴乱”又是鼓吹“港独”,国家对香港开始厌烦。这些观点都是错的。国家没有也决不会放弃香港,而是一直寄望于香港。 (《香港商报》2017年9月21日A2“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须更多聚焦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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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地共谋未来的里程碑 作者: 周八駿
    【2017-7-6】 6月29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香港机场向媒体表示,此行目的有三:表示祝福,体现支持,谋划未来。他在3日访问期间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关于“一国两制”继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做了系统性指示。尤其,7月1日上午,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主席指出:“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满足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继续推动香港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坚守方向、踩实步伐,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并就今后更好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发表4点意见。这一切,是从思想政治高度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谋划未来指明方向和目标。 更多在7月1日上午讲话中,习主席指出:“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这就意味着香港必须与祖国内地一起谋划未来。 6月29日下午,习主席出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与故宫博物馆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7月1日上午,习主席出席《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这两件事是香港与内地共谋未来的具体表现。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意义,不亚于2003年6月29日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后者是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正式启动的里程碑,前者则是两地经济融合深化的里程碑。 CEPA涵盖香港与内地所有省市自治区经贸关系。尽管在CEPA内容不断扩展的10多年间,香港与广东省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已然在若干领域领先于香港与内地其他地方经济一体化,但是,CEPA的性质决定了,在其框架内,粤港经济融合难以显著超前。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就不一样,顾名思义,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广东省珠三角9城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率先走向经济融合,无论对香港、对广东、对澳门还是对国家,都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历史和现实条件,资源和地缘因素,决定了省市自治区之间,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发展颇不平衡。在实际进程中,形成由北至南三大经济区,它们均以所在区域的大中城市为骨干,带动中国经济社会波浪式发展。 相比较,位于中部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位于南方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领先位于北方的渤海湾经济区。中央决定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推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建设,为香港提供了新的巨大发展空间。 香港不少居民感觉“一带一路”距离香港远,但是,大湾区则无疑是近在咫尺。香港参与“一带一路”需要克服文化和地理上的障碍和困难,然而,香港投身大湾区只需要克服“边界”的限制。 克服“有形边界”限制,从“一地两检”做起。广深港城际铁路香港九龙站必须落实“一地两检”,否则,香港无法参与大湾区。 克服“无形边界”约束,从确立“一国”观念入手。大湾区建设需要香港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习主席在7月1日讲话中指出:“在具体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正确处理特别行政区和中央的关系。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与此同时,在‘一国’的基础之上,‘两制’的关系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只要香港准确把握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凭籍已有优势和条件,香港有希望成为大湾区的龙头。 (《香港商报》2017年7月6日A4“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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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指针 作者: 周八駿
    【2017-7-6】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之际,香港社会、祖国内地以及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莅临香江,发表重要讲话,展示关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怎样的信息? 6月30日晚,习主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欢迎晚宴上致词,和7月1日上午,习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讲话,是他3日访港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央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一国两制”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推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谋求“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基本方针和主要政策;归结到一点,就是必须坚持“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在6月30日晚宴上的致词中,习主席勉励香港同胞讲“三个相信”——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 相信自己,就是要树立民族自信。习主席从历史的维度,把一代又一代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居民不断打拼,造就香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发展成举世闻名国际大都市的经历,融入中华民族5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文明史。 更多相信香港,就是要充分认识香港仍然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和独特优势。习主席列举各项事实为证,指出:“香港只要巩固和提升这些优势,就一定能够留住并吸引各方投资和人才,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中把握机遇,促进本地创新创业,开发新的增长点,续写狮子山下发展新故事、繁荣新传奇!” 相信国家,就是要正确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习主席概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示:“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不仅是香港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底气所在,也是香港探索发展新路向、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的机遇所在。国家好,香港会更好!” 在香港,一些人抗拒国家认同,一些人标榜只爱“文化中国”、拒绝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错误观念是滋生“本土主义”的土壤,也是“本土自决”和“港独”赖以寄生的温度。习主席把确立民族自信与确立国家认同相结合,指出香港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准确诠释了“爱国爱港”的内涵。 以准确的“爱国爱港”观为前提,习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阐述今后更好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四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和第二点,从法律和政治角度,进一步阐明“一国”是“两制”的“根”和“本”。 有一种错误观点: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块“飞地”(enclave),仿佛“租界”,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好比“租界”享有“治外法权”。 习主席明确指出:“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与之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体制得以确立。”“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 习主席的精辟论述,不仅有力驳斥了“两制”超然于“一国”的谬论,而且,澄清了与之相关的另一种错误观点,即:“一国两制”初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个5年“井水不犯河水”的情形。 “一国两制”初心即“一国两制”宗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个5年是如此,从第二个5年直至20周年一贯如此。 特区第一个5年“一国两制”实践之所以给人以“井水不犯河水”的印象,既因为中央放手让特区第一届政府行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责,也是因为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尚未进入一体化阶段。中央放手让特区第一届政府行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责,不等于中央放弃领导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宪制权力,恰恰相反,年轻的特区政府应对史无前例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心乏力,在若干重要经济政策上出现失误后,中央应时任行政长官要求,推动香港与内地签署关于两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协议(CEPA),正式启动两地经济一体化。 今天,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已形成不可逆转不可阻挡不断深化之势,香港居民必须顺势而为,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力争“一国两制”以“一国”为根基行稳致远。 (《大公报》2017年7月6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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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teady and straight ahead 作者: 周八駿
    【2017-7-3】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in his short speech upon arriving in Hong Kong on Thursday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ust be kept steady in order to last. And he explained why and how in later speeches during his three-day stay in the city. 更多On Friday afternoon, the president met with representati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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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fax2008-8 【2008年3月11日】
    這是香港沉痛的傳奇:愛書的書店老闆羅志華,拚命出書,不少還是冷門書;他不顧市場,結果書店倒閉,而自己則意外葬身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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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羅志華 作者: 葉堅耀, 葉輝, 袁兆昌, 馬國明, 陳雲, 劉蘇里,

    hkfax2008-8 【2008年3月11日】
    這是香港沉痛的傳奇:愛書的書店老闆羅志華,拚命出書,不少還是冷門書;他不顧市場,結果書店倒閉,而自己則意外葬身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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