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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实现良治的正确途径 作者: 周八駿
    【2017-11-2】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这是一个新表述。 之前,中央领导人一直是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新表述增加了“积极作为”。增加这一点,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依法施政”是对现代国家或地区任何一个政府管治能力的基本要求,也可以说是基本前提,一个政府如果不守法、不依法,就无从谈论治理能力。但是,政府不能满足或停留“依法施政”,而是必须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克服困难,带领本国或本地区公民(居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社会进步。 在实践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前4届政府都做到了“依法施政”,但是,在“积极作为”上,某位行政长官甚有亏欠。 毋须讳言,“依法施政”既可以同“积极作为”相配合,也可以成为“不作为”的挡箭牌。某位行政长官跨越两届政府任期却不作为而导致香港经济社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就是以“依法施政”为幌子。关于这一点,人们从自己身边容易找到类似的案例。譬如,在同一家公司里,所有员工都“依法就业”,却一定有工作积极、不够积极甚至懈怠之分。 更多习近平总书记对特区第五届政府以及嗣后历届政府提出“依法施政、积极作为”的要求,是全面总结香港特别行政区20年管治和施政经验,是反映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对“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 今天,香港面对堆积如山的经济民生政治及其他社会领域错综复杂十分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固然不能简单归咎某位行政长官。但是,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必须格外地积极作为则是无疑的。香港不仅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关头,而且面临不前进则后退的转折关头。香港如同在汪洋大海上遭遇狂风暴雨打击的船舶,需要其舵手和水手发挥最大的创意和使出最大的能力。 把“依法施政”和“积极作为”相结合,要求观念革新。 第一,要确立“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新观念。 10月23日,国家教育部长陈宝生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表示,“港独”思潮出现与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动国民教育。如果特区政府需要协助,教育部“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有事必帮”。 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立即表示不同意陈部长的意见,这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本港有媒体在报道反对派的观点时,特地引述了《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等政策。”弦外之音,不言自明。 其实,陈宝生部长在回答香港电台记者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需要跟随内地爱国教育课程时明确表示,这由特区政府决定。陈宝生部长是原则性地提出来,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应当包括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中共建国史,让学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增加民族自豪感。他关于教师是推动国教的关键的观点,只是说明事实。他要求教师先爱国家、认同国家,要求特区政府先帮助教师、团体认识国情,是中央主管国家教育事宜的部门首长之职责所在。试问:如果中央人民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长不能够就香港国民教育这一关系特区与中央关系的重大涉宪制事宜发表原则性意见,则何来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 其次,却决非次要的是,要确立“依法”首先是“依照国家宪法和特区基本法”的新观念。 多年来,香港社会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因为香港司法独立,而置国家宪法于不顾,认为所谓“法治”是指严格遵循香港本地法律。 举一个实例。2010年上半年,激进反对派发动“5区总辞 变相公投”。中央主要领导人明确指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没有规定“公投”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无权创制“公投”制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所谓“公投”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没有法律效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有关决定,已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未来发展,包括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普选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任何形式对未来政制发展问题进行所谓“公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不符,是根本违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但是,在香港,有人无视中央主要领导人依据国家宪法和特区基本法所做明确指示,竟然以香港本地关于立法会的法律允许为借口,放任激进反对派玩“变相公投”把戏。 (《大公报》2017年11月2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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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施政新作风的精髓 作者: 周八駿
    【2017-12-28】 中共十九大制定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发展的行动纲领和宏伟蓝图,接下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经济形势和工作的会议,和一年一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把十九大制定的未来30多年的行动纲领和宏伟蓝图,落实到明年和未来几年的具体工作部署上,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的前瞻性、连续性和阶段性的有机结合。这一点,值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借鉴。 在香港,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必须以西方政治模式来展现,而事实是,香港的反对派在立法会里已充分表现西方政治模式的缺点。有人也许会说,那是因为香港没有实现“真普选”。然而,西方那些早已实行所谓“真普选”的国家而今深陷“否决政治”泥沼难以自拔,岂不是在打“真普选”的耳光? 今天,香港面对深层次结构性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相互纠缠错综复杂积重难返的局面,原因固然也复杂,但是,有一个因素是显然的,即:历届政府缺乏施政的前瞻性、连续性和阶段性的有机结合。 更多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竞选时就提出,要继承第四届政府的好政策,展示施政新作风。她在其首份施政报告的前言开宗明义指出:这份施政报告“详细交代本届政府在各政策范畴的远景和措施。”希望它“能为香港的管治、经济发展、房屋、教育、医疗等领域带来新的起点”。 半年来,在土地和房屋政策上,新一届政府充分显示了对于上一届政府有关政策的连续性。12月20日,政府公布首份《长远房屋策略》报告,未来10年房屋总供应目标仍为46万个单位,与上一届政府所订目标一样。 半年来,在创新科技政策上,新一届政府则充分表现了对于以往历届政府的开创性。行政长官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循包括研发资源、汇聚人才、提供资金、科研基建、检视法例、开放数据、政府采购和科普教育等八大方面加强创科发展的思路,这是前所未有的。在特区政府领导下,香港科学园研究推行吸引巨企“入园”的措施,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国家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香港必须也必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因此,从特区现届政府起,必须具备施政的前瞻性、连续性和阶段性。 以行政长官在首次述职时代表特区政府所签订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为例。这是一项既必须从长计议也必须分阶段逐步实施的宏大规划,因为史无前例而需要高度前瞻,因为逐步推进而需要既保持连续性又呈现阶段特征。 前瞻性和阶段性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是,二者都需要开创性。思维、观点和角度不具开创性,根本无法前瞻正在急剧变化的世界、国家和香港。思维、观点和角度不具开创性,也不可能发现现实条件的变化而采取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以香港的土地房屋问题为例。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报告显示,解决土地和公营房屋供不应求问题需要开拓思路和办法;解决“不适切居所”问题也需要开拓思路和办法。 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报告指出,兴建公营房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房委会已用毕所持有的“熟地”,而发展“非熟地”建屋时间一般较“熟地”5年为长。这是按照香港现行把“非熟地”变成“熟地”的程序和办法来测算的。欲把“5年”缩短,就需要新办法。 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报告指出,全港约有11.51万住户的居住条件欠佳,较2016年长策报告的10.55万户增加逾万户;其中,8.33万户居于劏房。尽管因为统计方法更改,不能把去今两年数据直接比较,但是,必须改善这部分居民的居住条件则是不争事实。运输及房屋局长称,他支持有心团体或人士推动共享房屋或组合屋来协助这些住户。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思路。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首次表示“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香港不妨借鉴。 (《香港商报》2017年12月28日A4“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施政新风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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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核心价值与言论自由 作者: 周八駿
    【2017-9-21】 有一种观点:在大学校园专属学生会的所谓“民主墙”亦即特定范围发表“港独”言论,虽然违背《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的规定,但是,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应被允许或容忍。 更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联合国政治与公民权利公约》第十九条指出—— “(一)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 (二)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它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条第二款所载权利之行使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各项所必需: (1)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2)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反对派以及受激进反对派蛊惑的极少数鼓吹“港独”的大学生,口口声声以《联合国政治与公民权利公约》作为他们争取所谓“真普选”之圭臬,却竟然无视该公约关于言论自由必须“保障国家安全”之要求。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享受言论自由,必须受《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的规定所限制,这是特区“保障国家安全”应有之义。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政务司长张建宗先后明确指出,“港独”主张超越言论自由范畴,事关香港宪制地位和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须遏止。香港的10所大学校长也发表了相同观点的联署声明。可以预言,在香港的大学校园“港独”气焰将在相当程度上被压制。但是,清除“港独”,需要香港核心价值与时俱进。 香港的核心价值形成于九七前,是西方意识形态与香港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成果。 1950年是全球格局的重大转折点,也是香港与祖国内地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冷战”划分东西方两大阵营。美国污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朝鲜,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封锁。于是,香港与内地关系被人为分隔。 上世纪50年代初,香港大约有250万人口,大部分是1949年前后从内地移居香港。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本地拓展制造业,带动产业结构多元化,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依靠西方国家的原材料和市场,也在颇大程度上得力于西方国家资本的直接投资。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成长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完全靠西方。 从1967年至1997年的所谓“黄金30年”,后半段同国家主体改革开放发展提供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向广东省珠三角迁移的机遇有莫大关联,但是,港英政府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政策,以及同内地居民直接相关的“抵垒政策”,和针对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居英权计划”,对于笼络人心、巩固和加强英国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对香港的长远深刻影响,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效果,使这30年香港发展的主轴继续围绕西方。 于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具有很强的“非中国”或“排斥中国”的特征,同香港社会主流民意长时期对内地和内地居民持有“三重优越感”紧密相关联。“三重优越感”是:(1)经济优越感,香港经济水平高于内地,香港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高于内地居民;(2)制度优越感,内地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为目标,香港市场经济堪为内地楷模,香港发展民主政制具有“普世性”,内地政治体制改革也将追随;(3)意识形态优越感,这是前两重优越感的必然结果。 但是,21世纪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国家迅速崛起,打破了以上第一重优越感,并且,使后两重优越感承受着空前严重的冲击。眼看西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陷于前所未见的危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解体,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正同西方意识形态核心观念相悖,越来越多香港居民开始思考:香港与国家主体比较,究竟还有哪些优势? 反对派主流——“泛民主派”走投无路。他们无法客观全面清醒地回答香港为何走到今天?香港向何处去?就不可能提出吸引传统支持者继续跟随的政治纲领和口号。 反对派支流——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或者主张“本土自决”,或者公然鼓吹“港独”,丧失政治理性,企图蚍蜉撼树、螳臂挡车。 然而,值得深入分析和高度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香港社会主流民意迄未对“港独”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强大舆论?为什么“泛民主派”依然相信在本届立法会议席补选中他们能够打败建制派?一言以蔽之,因为,香港的核心价值依然是九七前的形态,仍然支配着香港社会主流民意,仍然是“泛民主派”赖以安身立命的支撑。 “不破不立”,“破”不等于“立”。建制派、尤其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在继续批判“港独”的同时,必须推动香港核心价值与时俱进。 (《大公报》2017年9月21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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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社会需要“世局观” 作者: 周八駿
    【2018-2-28】 香港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大都市,是亚洲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交通运输中枢,香港约一成人口是非华裔人士,香港的华裔居民不乏非中国籍者,这一切,理应为这座城市的大多数成年居民提供“世局观”——对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正在展开的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应有的重视和认识。然而,太多的事实证明,至今,香港社会尚未形成世局观。最新的例证,是去年底今年初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公然宣布中国和俄罗斯是其主要对手,国际媒体纷纷发表评论,香港传媒却罕有反应,遑论关于香港与全球格局调整关系的分析。 更多2月16日至18日,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去年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为主题,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2017》开门见山就问:“世界是不是正在步入后秩序时代?”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对话代替冲突”,主办方发布《慕尼黑安全报告2018》的标题为:“是走向边缘抑或后退?”笔者无意在这里渲染紧张气氛,但是,香港社会不能够不居安思危。 只要稍微环视香港社会就能发现,一部分人仍然囿于与世局脱节的观念。例如,有些人坚持认为,在香港的学校鼓励教授普通话是“功利观点”,为维护“香港人”的身分认同,必须保持中文即粤语的传统;于是,某所大学若干学生不满校方关于普通话要求的不当言行,成了维护“香港人”身分认同的正义之举。持这类观点者忘了一个基本事实——香港是一座国际大城市但也是一座从来不能自力更生的城市。香港形成以粤语排斥普通话为特征的“身分认同”,是属于香港和祖国被人为分隔、完全依靠西方的年代,那样的年代,造成在香港英语优于中文而中文即为粤语的特殊情形。但是,那样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反映那一年代的意识形态,是因为惯性而尚存留于香港社会。 然而,意识形态的顽固性和惯性是不能低估的,而且,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地讨论和争论,不容易扬清激浊。譬如,关于国民教育是否必须,推广普通话是否必须,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是否必须等等,如果不从香港必须(甚至不得不)适应全球格局调整的高度来“高屋建瓴”地阐明道理,容易形成摔跤式的辩论。 有一种观点: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视中俄为主要对手,是特朗普总统的率性之举。这是一种皮相的见解。其实,早在21世纪初,美国就有把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迹象,2001年“九一一事件”迫使美国把反恐提升为其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关切。 2010年上半年,美国尚未从“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重创中复苏,但看清全球重心由过去500年在西方开始东移,于是,提出“重返亚洲”,宣布其海外军事力量配置重点,将由欧洲移向亚洲。 特朗普上任前后,曾表明欲改善美俄关系。把中俄同视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大多数精英力图维护美国霸权的共识。即使换一个人主政白宫,美国全球战略都会在去年底今年初做公开调整。这是历史的必然。 只有树立了“世局观”,才能理解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从现在到2020年、从2020年到2035年、再从2035年到2050年的战略规划。中国的发展,顺应人类发展大势,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必定造福全人类。 纽约、伦敦等等国际大都市各有其自己的国家做依靠。香港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自己的祖国,但是,在依靠自己的国家上,香港所遇到的困难远非纽约、伦敦所能相比。即使高铁成功实施“一地两检”,仍然是需要耗费时间和成本,远不如纽约、伦敦同美国、英国其他城市交通方便。尽管香港依靠国家的困难是历史形成的,不能指望短时间克服,但至少不要人为地加重。 更严重的,是纽约、伦敦不存在是否需要或能否“自力更生”的问题,而鼓吹“本土自决”和“港独”者却炮制香港不仅需要而且能够“自力更生”的幻想。 在为3月11日立法会补选举办的论坛上,反对派候选人声称反对“港独”却为“本土自决”辩护,称之为维护香港高度自治。这种观点不经一驳。“本土自决”的途径是与特区宪制地位抵触的“公投”,而“公投自决”的选项就有“港独”。 一部分香港居民反对“港独”也不赞同“本土自决”,却对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有微词或者有疑虑。这样的顾虑或者不满是脱离事实的。第一,中央捍卫“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每项举措,均针对反对派挑战和破坏“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行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第二,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因应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和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应有之义。 (《大公报》2018年2月28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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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三重挑战 作者: 周八駿
    【2018-1-18】 反对派和某些法律界人士反对和阻挠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本质上是反对和阻挠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现在到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第一重挑战,就是来自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政治障碍。香港社会各界需要明白的是,香港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是,以什么样的态度融入——是主动抑或被动?是半推半就抑或竭力抵抗?则将决定香港的前景。 21世纪上半叶,世界巨变,国家巨变,香港不可能不变。问题是,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幻想时光倒流。所以,香港越早摆脱反对派的羁绊,就越能迈开大步跟上国家前进的步伐而不落后于国家和世界巨变。 最近,内地大中城市纷纷展开或发布其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客观上给香港以竞争的压力。 更多例如,2017年12月4日,河南省会郑州市召开《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前期重大课题研究专家评审会。世界知名的罗兰贝格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科尔尼(上海)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分别作《迈向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国际化都市——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2017-2030)战略研究报告》、《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及理论研究》汇报。根据《迈向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国际化都市——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2017-2030)战略研究报告》,2030年郑州市GDP将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GDP将达到18.5万元。《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及理论研究》则建议,郑州以枢纽为竞争力打造中国的“迪拜交通走廊”。 2018年1月4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正式公布。“上海2035”列明上海至2035年并展望至2050年的总体目标、发展模式、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上海的城市性质确定为:上海是我国的直辖市之一,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于是,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第二重挑战——香港是否需要做类似的中长期规划?香港虽然已列入国家5年发展规划,但是,至今没有把列入国家5年发展规划的要点化为具体发展蓝图。 面对现实,香港不可能随波逐流,而是要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所谓主动,不仅需要克服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阻挠,而且需要配合国家发展大局设计香港从现在到2020年、从2020年到2035年、从2035年到2050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于是,第三重挑战出现了——由谁来为香港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特区政府应当责无旁贷地挑起这幅担子。 “上海2035”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从2014年5月6日启动的,历经3年多时间,国家有关部委全过程指导,长江三角洲相关省市参与,上海广大市民积极建言献策,国内外、涉及各领域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应邀提供重大战略研究成果。这样的经验,香港应当借鉴。 本届政府已经在若干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第一,关于推动创新科技发展,行政长官首份施政报告已提出完整思路。第二,关于拓展土地供应,政府设立的专责小组即将提出咨询报告,引导社会各界讨论。第三,为进一步拓展香港证券市场,有关机构已提出“同股不同权”方案。本届政府如果把局部性质的中长期发展设想,综合为香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那么,就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从现在至本世纪中叶做了具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诚然,这需要观念和作风的相应转变,同“积极不干预主义”告别。经济学界长期争论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作用,其实,理论必须符合实际。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当时港英政府放弃长期信奉的“不干预主义”,改行“积极不干预主义”。而今,世界既展开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巨变,又面临新科技革命,特区政府必须顺势而为,担当引领和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 香港的大企业和重要的非政府组织,都应当与政府合作,共同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拟订中长期规划。 目前,香港的大企业普遍关注自身发展。对于这些企业的老板来说,香港前景是其所在企业的机遇或风险。视香港前景对其企业是风险大于机遇者,选择分散投资于其他国家,而一再削减在香港的资产。对香港前景看不透者,则采取以静制动的对策。有些视香港前景对其企业是机遇大于风险的,则专注于拓展在香港的相关业务。总地看,是各有各做,缺乏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和出力的大企业。香港的各个商会、尤其主要商会,应当发挥组织协调功能,推动爱香港的企业家为香港出谋划策。 香港缺乏与其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匹配的研究力量,希望香港的大学和重要智库努力。 (《大公报》2018年1月18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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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经济需集群效应 作者: 周八駿
    【2018-2-28】 2月21日,香港多家报纸或者以头版头条新闻或者以本地头条新闻报道香港迪士尼乐园在前一天公布的2017年度业绩。《星岛日报》头版新闻的大字标题是《迪士尼客量回升 收入51亿创历来次高》,小字标题则是《施设折旧抵销利润 连续三年“见红”》。《大公报》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迪园“救亡”盼迎高铁港珠澳桥客》,而小字标题为《去年劲蚀3.45亿 连续三载“见红”》。《明报》“港闻”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迪士尼客量增 蚀3.45亿3年最多 母公司收管理费6000万》。侧重点各有所取的标题,均有事实为依据,但是,不同的标题,折射各家报纸编辑判断香港迪士尼经营状况的有所不同的观点。 更多分析香港迪士尼经营状况,不能不提上海迪士尼。2010年至2015年,内地游客占香港迪士尼客源的四成以上,其中,2014年达48%。但是,嗣后,内地游客逐年减少,不再是香港迪士尼最大客源,2017年内地游客人次创近5年新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上海迪士尼于2016年中开业相关。自上海迪士尼开业以来,大量内地游客蜂拥而至。今年春节,上海迪士尼连续三天门票提早卖完,入园安检要排1个小时,以致上海迪士尼不得不宣布,年初二至年初四(2月17至19日)停止即场售票,游客如无提前买票,到场无法入园。 香港迪士尼希望高铁和港珠澳大桥带来内地游客,固然是对的,但是,香港旅游业需要解决一个具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如何推动香港几个旅游支柱产品形成“集群”(cluster)?如果香港迪士尼和海洋公园各自单打独斗,那么,不仅无法与上海迪士尼以及广东省珠三角(如深圳)的旅游产品竞争,而且,会形成香港旅游支柱产品的内部竞争。 理论和实践显示,一个经济体欲形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有效可观的对外吸引力和竞争力,必须形成“产业集群”(industries clusters)和“企业集群”(enterprises clusters)。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就因为本地形成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一系列相关联产业的集群,以及相应企业的集群。企业集群,既表现于不同而相关联的产业之间,也表现于同一产业内部经营业务有所不同的企业之间。 推动香港迪士尼与海洋公园等香港旅游业支柱企业(产品)形成企业集群,是巩固和提升香港旅游业的应有战略举措。同时,香港既有支柱产业——金融、航运和其他专业服务,除了相互加强“集群”外,都必须与内地、尤其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产业和企业建立“集群”。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香港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迁至广东省珠三角以来,香港的支柱产业就不再能够以本地为范围建立集群,而是必须走出去或者引进来,与内地相关联产业和企业建立集群。问题是,从2011年底以来,香港社会出现不满或抵触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思潮和情绪,同时,特区前几届政府囿于积极不干预主义忽略必须的政策推动,以至于目前香港本地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效应下降,又未切实建立与内地产业和企业的集群。 现届政府决心做经济发展的促进者,理应重塑香港的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产业集群通常由相关产业具代表性企业的集群来体现。以香港旅游业为例,既应当推动香港迪士尼与海洋公园合作,也应当推动香港酒店业、餐饮业和百货业的具代表性企业与迪士尼、海洋公园的相互合作。 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往往以较小区域密布相关产业、企业的面目呈现,例如,美国的硅谷,深圳的南山区。目前,香港正在与深圳合作打造深圳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就是一个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集群。特区规划未来土地开发和新市镇建设,应当考虑选址打造新的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 香港金融市场应当推动香港建设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近一二十年香港金融市场主要扮演资金的集散地,今后,除继续为香港以外的产业和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外,应当着力推动本地拓展新产业创立新企业,壮大香港经济。 (《香港商报》2018年2月28日A2“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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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经济须有赶超目标 作者: 周八駿
    【2017-9-28】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多次表明,特区新一届政府对于香港经济应适度有为。所谓“适度有为”,宜包括两方面,一是对香港经济转型和发展提供中长期宏观政策指引,一是运用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支持对香港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领军作用的新兴产业和行业拓展;而且,在这两方面,政府都需要为香港设定追赶和超越的目标。 行政长官就任后外访首站选择新加坡,就有以新加坡为香港追赶和超越的目标的含意。都是城市经济体,同属于“亚洲四小龙”,均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的确有可比性。 赶超新加坡,不是说香港处处落后于新加坡。香港有内地巨大经济体为依托,就是新加坡可羡慕而不可企及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学术氛围的多元,香港也领先新加坡。 更多除了新加坡,上海和深圳也应成为香港的两个赶超目标。深圳起步远落后于香港,却在不足40年时间里走完了香港用了一个半世纪才走过的发展里程,而今,在创新科技上更把香港抛在了后面。 上海港在货柜吞吐量上10多年前还在香港港后面,如今已雄居全球首位。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加速,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紧逼压力。 无论以新加坡、还是以深圳和上海为赶超目标,香港都需要深入全面客观而谦逊地看待对方的优势和成就。多看别人的优点,多看自己的缺点,于人如此,于城市亦如此。 最近,中央媒体发了一篇表扬上海全力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报道,分析了上海在这方面已然呈现的下列优点。 (1)领军产业和行业明确,即重点拓展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高技术行业。上海的科创企业已开始占据“未来产业集群”的高能级平台,面向未来二十年进行深度布局。 (2)将全球视野和本土智能结合起来,用开放心态打造并输出“中国标准”。以上海光源二期为例。刚开始建设时,无论光束线的设计、建设还是使用,处处学外国。而今,能够根据中国科学发展的需求提出自己的创新方法。 (3)打造人工智能高地,推动中国向世界人工智能(AI)工厂转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厂,但那是为西方跨国公司进行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内地大城市开始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移动,尤其,近几年,中国在拓展人工智能上迅速走到全球前列,同美国的整体差距愈益拉近。一旦中国成功转型为世界人工智能工厂,那么,不仅国内生产总值会超过美国,而且,整体经济素质也将同美国在伯仲之间。 (4)拓展“环境 制度”优势,吸引全球人才。据统计,内地70%的人工智能人才集中在北京、上海。今年6月,上海市政府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华为规划在上海青浦投资建设新的研发中心和配套人才公寓,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城市等领域加强技术研发、示范应用、融合创新。青浦区政府拟在青浦西部打造一个软件信息服务业集聚的“IT小镇”,加快推进大科技、大旅游、大文化、大健康、大总部产业的协调发展。尤其,上海科学院把引进创新人才的支出算作净利润,让这笔钱可以“放心花”。该项政策已根据实施效果进行完善和推广,有助于解决科技创新活动考核业绩的难题。 (5)不断创新机制,为各类企业提供创新平台。例如,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有了全新概念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基地,正在建设80条GMP(良好生产规范)生产线,未来将形成一个生物制药创新共享平台。全球科学家“一起来造药”,将在上海成为可能。 香港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特点,也有自己的市场特点,对于上海以及新加坡、深圳的经验不必囫囵吞枣。即使可以仿效,也需要时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也应当早日借鉴的,即,尽快在香港推广使用人工智能。 以上海为例。上海司法系统已引入机器学习,协助破案和识别证据,成为“智能审判”的典范。上海金融系统已使用智能客户服务和人脸识别,大大降低人力成本。上海快递等服务行业的智能化已升级,实体行业积极转型智能制造,提升单位人力的科技贡献率。上海市青浦区已是快递企业总部集聚区。快递企业通过智能化提升快递物流业态能级。今年首季,青浦区快递行业实现业务量2.2亿件、业务收入1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9.1%、26.9%。上海市政府今年将针对人工智能在上海的应用驱动、产业集聚等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上海、北京、深圳等等内地大城市已为国家大飞机首飞、“墨子号”卫星升空、超级计算机连续称冠全球、高铁网络达到全球第一等等,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香港应不甘落后,不仅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且做又一个全球科创中心。 (《大公报》2017年9月28日A12“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香港经济转型须有赶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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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金融中心迎接新时代 作者: 周八駿
    【2017-11-9】 2017年10月27日,香港联合交易所交易大堂结束最后一天交易活动,为其31年的历史画上句号。31年前,1986年,香港联合交易所由原先4家证券交易所合并而成立,其新建交易大堂为当时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中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曾几何时,随着证券交易通过互联网进行而各家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急剧减少,香港联交所的交易大堂变得“大而无当”,必须转变功能。香港交易所决定将其重新改装为多用途的“香港金融大会堂”,举办展览、会议和仪式,推广香港金融市场。这件事,对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迈入新时代具标志性意义。 全球金融市场是率先为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武装起来的。其中,全球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又走在最前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路透社开发的全球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报价和交易系统,就把遍布欧美亚的各主要金融中心联接起来,形成全球单一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由于证券具有国家或地区的特征,不同于国际货币和黄金具有普遍适用性,所以,全球各主要证券交易所虽已联通,却难以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在国家或地区层面,证券交易网络化无纸化已蔚然成风。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堂改变用途,是体现这一风气的应有之举。 更多但是,这只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技术层面的进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迈入新时代,不只是在技术层面更普及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而是在其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更上层楼的拓展。 就在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堂最后一天运作的前一天,10月26日,国家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亿美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10亿美元和10年期1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没有做第三方评级的情况下发行的,却获得约220亿美元的认购,亦即多于计划发行金额10倍。5年期收益率为2.196%(票面利率为2.125%),10年期收益率为2.687%(票面利率为2.625%),两种期限债券票面利率,均低于预期。 这次发行距今年9月标准普尔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仅一个月,国家财政部撇开全球三大评级机构,让金融市场自行评估中国的主权信用,展现了中国政府的自信。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发行美元债券“趋之若鹜”,反映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不受所谓国际权威评级机构影响。 中国政府不缺外汇。正如国家财政部发言人所说,本次发行主权外币债券,融资并非首要考虑;相隔23年,中国政府再次面向国际投资者发行主权外币债券,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中央选择香港证券市场发行美元国债,诚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所说,是体现中央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有利于香港金融市场拓展深度和广度。 20亿美元国债发行和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堂关闭,紧随中共十九大召开,外界不清楚是否属于巧合。但是,中共十九大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论内地金融业改革外放还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都将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影响,都应当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是确定的。而且,对于香港金融市场来说,必须主动积极配合内地金融业进一步改革开放,必须主动积极为内地实体经济服务,唯此,才能不断巩固和提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从2003年以来,香港证券市场已完全依赖内地企业上市。然而,全球各主要证券市场都在争取内地企业上市。10月22日,香港媒体披露,今年首三季美国证券市场有111宗新股上市,集资达26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劲升89%;仅第三季度集资35亿美元,包括阿里巴巴投资的物流服务供货商百世集团。同期香港证券市场新股上市集资额为110亿美元,明显落后美国。美国新股上市大幅超越香港的因素之一,是内地企业到美国上市。据彭博统计,自今年5月起中国企业加速赴美上市,至今累计集资规模超过20亿美元,是去年同期20倍。面对愈益强烈的外部竞争,香港证券市场亟需制度创新,努力保持与内地“近水楼台”的优势。 (《香港商报》2017年11月9日A3“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港金融中心迎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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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面对外部结构性因素 作者: 周八駿
    【2017-10-6】 9月20日(美国当地时间),美联储宣布,从10月开始缩减其资产负债表,意味着美国即将全面结束自2008年以来持续9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9月21日(美国当地时间)标准普尔宣布,下调中国长期主权评级由AA-至A ,是1999年以来亦即18年来标准普尔首次调低中国主权评级。 一个是“9年”,另一个是“18年”,反映有关举措不寻常,都有长期结构性变化的特征。 美国终于全面结束持续9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反映美国真正摆脱2008年“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对整体经济的打击。于是,有金融机构研究部门估计,美国货币政策由超宽松趋向于全面收紧,将持续至2023年,美联储资产规模和所持证券规模均将大致缩减至2017年9月的60%,其累积效应将大体等于3次加息,何况,美联储还可能直接调高联邦基金利率。 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港元利率将面对可能长达六七年的上升压力,财政司长最近警告香港地产市场可能面临下行“拐点”,是中肯的。此其一。 更多另一方面,由于香港金管局的基本利率必须跟随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而香港银行界的港元利率还需视乎人民币利率趋势,不能低估今后几年港元市场利率与官方利率的偏差可能扩大,进而,增加香港金融市场的波动。 不能忽视的是,美联储9月20日声明称,通胀依然是联储局最忧虑的因素,整体通胀和核心通胀仍低于其目标,但承认美联储对通胀理解不足,警告若通胀转弱不排除会调整货币政策,却又肯定长期通胀预期变化不大。美国中央银行的这一番话,含蓄地表达美国经济仍然存在着不容低估的不确定性,从而,不能排除美国货币政策在可预期未来再次转为宽松。 尽管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以通胀为唯一政策目标,但是,通胀仍是主要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市场一直是流动性充裕而西方国家长时间处于低通胀,以致这些国家的利率长时间偏低。因此,当美国发生“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引发西方国家普遍严重衰退时,它们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把利率降低至零或几乎为零。从2013年底开始,到2017年10月,美联储以近4年时间逐步扭转超宽松货币政策,既因为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也因为美国通胀一直低于其目标。 2011年春爆发的欧元区若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是因为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而是由于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丧失了从全球金融市场融资的资格。 全球金融市场一直充斥着流动性而重要经济体的通胀长期处于低水平,这样的局面没有被美国“百年一遇”金融危机打破;按美联储的判断还将维持。这对香港至少有两重影响:一是港元利率即使很快进入上升轨,但是,上升幅度不可能大;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很可能显著超过它对香港地产市场的影响。换言之,不要期望美元和港元利率上升会带给香港地产市场以可观的下调效应,克服香港楼价太高,仍需政府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 标准普尔选择中共十九大召开前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缺乏经济上的理由。9月21日,标普声明称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理由是中国信贷快速增长削弱了金融稳定性。但是,9月22日,标普亚太主权评级资深董事陈锦荣在网上会议解释时却承认,今年初中国国内企业债务增速已经放缓,预计其信贷增长维持9%;中国将持续去杠杆,虽可能较预期慢,但他相信中国信贷增长不会在一、两年内“触顶”;更预期中国未来金融风险将下降和回稳。 标普18年来首次下调中国主权评级,不是选择在过去18年期间中国经济困难的时候,而是选择在中国金融风险呈现下降、经济形势稳定之际,如此从经济上说不通的举措,只能从政治上理解。 今年5月穆迪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和9月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都是西方机构对中国持偏见和不友好的表现。这一类行为还将陆续出现。 香港尤其必须正视的,是标普与穆迪5月下调香港评级一样,也把香港评级下降。两家机构都表达相同的理由即中国内地对香港影响显著。 反对派人士说怪话:“国家不好,香港也不好。”追求“港独”者会以为他们找到了依据。其实,国家没有不好而是有人故意抹黑,香港应当理直气壮地驳斥有关评级下调之不合理,同国家一起维护正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演变。 香港还面对另一个必须正视的外部结构性因素,即:地缘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朝鲜半岛挣扎于和平与非和平的临界点,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的机率急速下降。能够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是坚守不动用核武的底线,否则,没有一个相关国家能够幸免于难。 香港社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一系列外部结构性因素对香港的影响,要有忧患意识,也要坚定信心。 (《大公报》2017年10月6日A12发表时把标题改为《香港面对的外部结构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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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须做大湾区核心城市 作者: 周八駿
    【2018-1-18】 在香港,反对派和某些法律界人士竭力阻挠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其动机和目的,是把香港一千一百多一点平方公里面积当作一块国家不可以触动的“飞地”(enclave),亦即变相的“国中之国”。然而,在上海,一个宏伟的发展蓝图被公诸于世——1月4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正式公布。“上海2035”列明上海至2035年并展望至2050年的总体目标、发展模式、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其中,定位上海为“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并提及:到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到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到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以内。 我把上海关于未来18年常住人口和建设用地面积的额度,与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目标相联系,是欲指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实际经验,即:在现代,地球上任何一个世界级大城市,都必须拥有可观的相互可以比较的面积和人口。 更多特区政府已把香港定位为“亚洲的世界城市”(Asia’s World City),在特区政府网页的有关说明中,香港与伦敦、纽约等世界级大城市相提并论。 根据有关网页的介绍,纽约市的面积为789平方公里,人口约849万人,但是,纽约都会区面积为34,494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万人。大伦敦的面积为1,572平方公里,人口约867万人;伦敦都会区的面积为8,382平方公里,人口约1,388万人。 所以,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突破既有面积和人口规模的局限。香港本地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为负。即使大力引进外来人口,也将受制于面积,对比全球其他世界级大城市,面临上海发展“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挑战,香港怎么可以困守一千一百多一点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也许有人会狡辩:正因为香港面积已有限,西九龙站就不能设“内地口岸区”。事实恰恰相反,只有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使香港经广深港高铁与广东省珠三角和全中国联通,香港才可能突破本身面积和人口的局限,打造堪与伦敦都会区和纽约都会区相媲美的香港都会区(故且名之)。机会就在眼前,这就是——争取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去年7月1日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和12月14日签署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显示中央和广东省珠三角城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都有意支持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龙头”。关键在于,香港能否和如何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形边界”(出入境管制)和“无形边界”(意识形态差异)的障碍,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这样的意义上,香港社会各界务必支持政府在立法会走完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的第三步。 香港居民必须充分认识,香港的面积和人口的局限,已显著影响经济发展。以香港港在全球货柜港排名为例。2005年将全球最大货柜港的地位让给了新加坡港,2007年将第二大港的地位让给了上海港,2013年又被深圳港夺取了第三名,2015年则是将第四名的位置让给了宁波港。展望2018年,其第5的位置可能被韩国釜山港夺去。香港港在全球排名不断下滑,固然多种因素造成,但毋需讳言,与香港本地面积和人口决定本地市场规模不足以拓展高端制造业,从而无法为本地港口直接提供源源不断的出口货物和进口原材料相关。 1月8日,香港著名眼科医生林顺潮开办的希玛眼科医疗完成公开认购程序,公开发售部分超额认购至少1,556倍,受欢迎程度甚于去年上市的阅文集团。希玛眼科和阅文集团的业务大相径庭,但是,都因为业务主要在内地大市场而广受香港小投资者青睐。 香港有限面积解决已有居民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尚嫌困难,香港经济转型必须放眼粤港湾大湾区,香港必须争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才能无愧于“亚洲的世界城市”定位。 (《香港商报》2018年1月18日A2“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港须做大湾区核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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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须关切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 作者: 周八駿
    【2017-11-9】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区域经济说了下列几段话。 第一段话是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习近平说:“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 第二段话是在报告的第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说:“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第三段话是在报告的第十一部分“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习近平说:“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更多这三段话体现三点:第一,中央严格执行“一国两制”。前两段话都是关于内地经济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所在区域都属于内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涉及内地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第二,习近平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肯定“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在这一部分,习近平肯定“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提及“深化内地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但是,没有提这样的交流合作已上升至“区域一体化”程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作为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间“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重大使命而被提出来的。值得香港社会各界深思的是,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今年3月才被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上中央议程,但是,“粤港澳合作”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已谈论多年。 于是,香港居民应当从以上三段话中领会的最重要的一点启示,是我们必须思考一个严肃问题——5年后,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上发表报告时,能否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成效显著”作为未来5年贯彻“一国两制”的重要成就? 回顾历史,国家发展神速,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经历深刻变化。 1979年12月5日,邓小平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那时,香港整体经济水平远高于内地。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那时,香港是内地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一个引擎,是内地与西方世界联系的唯一桥梁。 展望未来,到2035年,国家将提前15年实现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的“第三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香港必须思考在国家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自己将处于怎样的位置?是继续保持领先?抑或被上海甚至深圳超越? 香港必须有紧迫感。10月25日,美国财经媒体CNBC网站报道,世界旅游和旅行者协会于近日发布了“城市旅游及影响”报告称,全球十大增长最快的旅游城市都在亚洲,分别是——中国的重庆、广州、上海、北京、成都、菲律宾马尼拉、印度德里、中国深圳、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国占了6个,而且包揽前五名;上海旅游业的GDP以302亿美元独占鳌头。世界旅游和旅行者协会预测,未来10年,亚洲城市、尤其中国城市将是旅游业发展前沿阵地。香港旅游业的警钟应唤醒香港。 (《大公报》2017年11月9日A12“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港须关切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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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须大力拓展创新科技 作者: 周八駿
    【2017-9-21】 最近,香港舆论焦点为若干大学的激进学生宣扬“港独”甚至恶毒攻击他人家庭不幸事件所吸引。这一类违反《基本法》甚至丧失人性的言行固然必须谴责,但是,香港社会焦点应当关注经济转型发展和民生改善。 关于经济转型发展,至为重要的当推拓展创新科技产业,其中,引领时代潮流的是拓展人工智能(AI)。 更多9月11日,媒体报道两则新闻。 其一,经过两年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香港机场管理局、香港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应用技术中心共同成功开发“行李手推车辨识系统”。该系统通过摄录镜头和人工智能影像技术,即时点算手推车数目。当有关区域手推车数目跌至50架或以下时,前线员工相关手机应用程序会实时亮起黄色,零架则为红色,以迅速提醒职员补充数目。准确度逾九成。旅客到达机场时,不用担心行李手推车短缺。香港赤鱲角机场行李大堂自去年底起全面使用该个新系统,今后可能扩大应用范围至禁区,也可能把其它手推车如小型行李车或婴儿车等纳入该系统。为保护旅客私隐,摄录镜头只拍下行李车影像,其它景物则会自动模糊,确保旅客容貌不会被摄录。影像会被加密,除非有指定应用程序解密,否则不能读取。 尤其,该项技术除应用于机场外,也可用于不同行业。譬如,建筑公司可将该技术用来计算建材。 其一,腾讯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马化腾出席《跑赢智能时代》白皮书发布会暨 Hong Kong X青年科技创新创业论坛,向特区政府建言。马化腾称,香港有很多好牌可以打。他提出3张牌,一是“引进来”,引进内地科技人才;二是“培育环境”,让科技企业和人才生存、壮大;三是“合起来”,把各方优势都发挥出来,譬如,以粤港澳大湾区项目来结合香港的优秀人才。 马化腾认为每个成功的城市或地区,一定有政府发挥积极、主导作用。他建议,政府应提供更多政策吸引海内外人才,例如,企业每聘请一名本地科技人才,就提供一个配额请一名境外科研人才。 马化腾指出,目前,在全球十大企业中,7家是科技企业,较之以往全球大企业以能源或金融企业为主,是巨大变迁。 以上两则新闻于同一天发生不无巧合。发生这两则新闻的时代条件却是同一的。马化腾指出全球大企业已以科技企业为主,反映21世纪人类迈向知识经济新纪元。人类的这一变迁如同人类既往所有重大的划时代变迁一样,不是均衡地呈现于地球的各大洲,而是偏重于经济领先的洲、国家或地区。有幸的是,中国在最新的拓展人工智能的全球竞赛中跑在了仅次于美国的前列。虽然香港因为种种因素在向知识经济转型上整体进展缓慢,但是,上述第一则新闻反映香港的某些机构是在努力追赶。 创新科技产业、尤其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是21世纪全球科技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对于21世纪全球政治和军事竞争也至为重要。香港毋须从全球政治和军事竞争角度去考虑,但是,务必从科技和经济竞争的角度,认清香港在拓展创新科技产业、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和不足。 香港的优势在于,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科研人才,特区政府拥有令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政府羡慕的财政储备,若干大企业拥有巨额资本,香港金融市场提供高效、丰沛的融资服务。 香港的不足在于,本地市场规模有限,政府刚开始明白必须适度有为,因而,需要时间和经验来形成有效支持市场开展创科活动的政策配套,尤其,社会各界尚未形成聚精会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氛围。排除反对派、尤其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干扰,是汇聚社会焦点于经济民生的必要条件。 有一种观点:随着香港经济在国家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不再重视香港。甚至有人以为,这几年香港又是发生“占中”又是爆发“旺角暴乱”又是鼓吹“港独”,国家对香港开始厌烦。这些观点都是错的。国家没有也决不会放弃香港,而是一直寄望于香港。 (《香港商报》2017年9月21日A2“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须更多聚焦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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