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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实现良治的正确途径 作者: 周八駿
    【2017-11-2】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这是一个新表述。 之前,中央领导人一直是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新表述增加了“积极作为”。增加这一点,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依法施政”是对现代国家或地区任何一个政府管治能力的基本要求,也可以说是基本前提,一个政府如果不守法、不依法,就无从谈论治理能力。但是,政府不能满足或停留“依法施政”,而是必须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克服困难,带领本国或本地区公民(居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社会进步。 在实践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前4届政府都做到了“依法施政”,但是,在“积极作为”上,某位行政长官甚有亏欠。 毋须讳言,“依法施政”既可以同“积极作为”相配合,也可以成为“不作为”的挡箭牌。某位行政长官跨越两届政府任期却不作为而导致香港经济社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就是以“依法施政”为幌子。关于这一点,人们从自己身边容易找到类似的案例。譬如,在同一家公司里,所有员工都“依法就业”,却一定有工作积极、不够积极甚至懈怠之分。 更多习近平总书记对特区第五届政府以及嗣后历届政府提出“依法施政、积极作为”的要求,是全面总结香港特别行政区20年管治和施政经验,是反映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对“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 今天,香港面对堆积如山的经济民生政治及其他社会领域错综复杂十分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固然不能简单归咎某位行政长官。但是,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必须格外地积极作为则是无疑的。香港不仅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关头,而且面临不前进则后退的转折关头。香港如同在汪洋大海上遭遇狂风暴雨打击的船舶,需要其舵手和水手发挥最大的创意和使出最大的能力。 把“依法施政”和“积极作为”相结合,要求观念革新。 第一,要确立“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新观念。 10月23日,国家教育部长陈宝生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表示,“港独”思潮出现与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动国民教育。如果特区政府需要协助,教育部“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有事必帮”。 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立即表示不同意陈部长的意见,这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本港有媒体在报道反对派的观点时,特地引述了《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等政策。”弦外之音,不言自明。 其实,陈宝生部长在回答香港电台记者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需要跟随内地爱国教育课程时明确表示,这由特区政府决定。陈宝生部长是原则性地提出来,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应当包括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中共建国史,让学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增加民族自豪感。他关于教师是推动国教的关键的观点,只是说明事实。他要求教师先爱国家、认同国家,要求特区政府先帮助教师、团体认识国情,是中央主管国家教育事宜的部门首长之职责所在。试问:如果中央人民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长不能够就香港国民教育这一关系特区与中央关系的重大涉宪制事宜发表原则性意见,则何来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 其次,却决非次要的是,要确立“依法”首先是“依照国家宪法和特区基本法”的新观念。 多年来,香港社会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因为香港司法独立,而置国家宪法于不顾,认为所谓“法治”是指严格遵循香港本地法律。 举一个实例。2010年上半年,激进反对派发动“5区总辞 变相公投”。中央主要领导人明确指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没有规定“公投”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无权创制“公投”制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所谓“公投”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没有法律效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有关决定,已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未来发展,包括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普选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任何形式对未来政制发展问题进行所谓“公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不符,是根本违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但是,在香港,有人无视中央主要领导人依据国家宪法和特区基本法所做明确指示,竟然以香港本地关于立法会的法律允许为借口,放任激进反对派玩“变相公投”把戏。 (《大公报》2017年11月2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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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国家 融入国家 作者: 周八駿
    【2017-11-2】 中共十九大开启国家发展的新时代,也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展开启了新时代。对于国家来说,新时代的使命和特征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于香港来说,新时代的使命和特征是完全依靠国家和融入国家,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至今,香港在经济上已然依靠国家。但是,反对派不甘心,他们竭力阻挠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拓展,同时,企图以所谓“真普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复制西方政治制度。从而,香港面对的尖锐矛盾是,经济上已同内地形成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一体化趋势,但是,政治上,“拒中抗共”势力和观念仍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香港不可能独立,也不可能复制西方政治制度。问题在于,香港社会如果不能够或者不能够尽快遏止“港独”,如果不能够或者不能够尽早扭转政治学西方的偏向,那么,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必将受损。 更多把香港比作一个人,一条腿(经济)已同国家这个巨人绑在了一起,但是,另一条腿(政治)却欲同西方那另一个人去捆绑,那另一条腿(政治)虽然不可能实现同西方捆绑,却不断干扰这一条腿(经济)同国家捆绑。为什么说“泛民主派”至今在整体上仍然不是建设性的,就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造成了香港经济政治两条腿相互打架。一个人不可能在两条腿相互打架的状态下前进。香港不可能在经济已然依靠国家、政治却欲进一步同国家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下前进。 香港经济前途在于完全融入国家。这是任何具常识者都看清楚的现实。即使有些人持有强烈的亲西方观念、在政治上追求西方模式,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香港经济离不开国家。 有人会质疑:香港经济离不开国家,不等于香港必须完全融入国家。提出这一类疑问者是缺乏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任何区域经济一体化,只要启动了并且形成一定势头,就会受到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其内在自我积累的动力,一是外部阻力或压力产生的反作用力。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可以在某个阶段或状态保持或长或短的时间,但是,不可能永远停留于那种阶段或状态。 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在加速展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加快推进。香港处于全球格局巨变和国家空前发展之中,不可能保持她同世界和国家的关系于某个阶段或状态。 香港的政治团体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大势。建制派、尤其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必须做推动香港完全依靠国家、完全融入国家的促进派。“泛民主派”中的有识之士应当转变政治立场,做建设性反对派。 香港完全依靠国家,不是说香港不同西方国家保持联系。香港应当保持举世罕见的高度开放,国家依然需要香港发挥她熟悉西方的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排他性的,中国致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努力同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香港完全融入国家,不是说香港的制度特点将被溶化。中国推动人类多元文明相互包容、取长补短。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化大花园。香港完全融入国家,意味着香港文化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当然,香港传统文化、尤其传统核心价值需要增添中国元素。 诚然,不能低估香港本地阻碍香港完全依靠国家、完全融入国家的政治力量和观念。如果仅由香港本地因素来推动,那么,香港完全依靠国家、完全融入国家的进度会跟不上国家发展。 中央会给香港以巨大推动。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说:“要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团结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促和谐,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进民主,维护社会稳定,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要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互利合作,制订完善便利香港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香港商报》2017年11月2日A2“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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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era presents city with fresh challenges 作者: 周八駿
    【2017-11-2】 From 1841 to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Hong Kong developed from a fishing community into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finance, trade and shipping in its own right, a process that sped up especially since the 1950s. However, much of that period found the city very much dependent on the West for econom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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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香港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 周八駿
    【2017-10-26】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要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落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第一份施政报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必须同贯彻习近平主席指示相结合。为此,必须坚决引导社会焦点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需要澄清两种观点,一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能取代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二是施政报告政策措施不能代替对某些制度的改革。 香港政治问题分两方面:其一,基本政治矛盾,即两大对立政治派别争夺香港管治权的斗争;其一,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尚缺乏对回归后新身分的应有认同,亦即缺乏对国家的应有认识;二者的关联在于,反对派争夺香港管治权,得到了一部分缺乏对国家应有认识的香港居民的支持。 目前,香港社会在政治上形成严重分化,首先是因为反对派争夺香港管治权不择手段、空前恶劣,把香港一部分居民对国家缺乏应有认识的问题也空前激烈地凸现;其次,也同多年来经济转型蹉跎、民生问题成堆相关。 更多总之,今天香港,是政治问题与经济民生问题迭加,政治矛盾与意识形态问题迭加,但是,首先必须从解决大多数香港居民亟盼解决的问题入手,保持社会大体稳定,逐步推进必须的局部具体制度改革。 各种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同一指向——大多数香港居民亟盼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困难在于,种种因素已导致香港的经济和民生也都形成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政府必须也只能采取短期治标、中长期治本相结合的策略。 对于施政报告的经济民生政策,有人明白短期治标是必要的而予以肯定,有人误以为治标是取代治本而表示不满;有人明白中长期治本必须是次第展开,因而对政府不可能在现时交代清楚今后具体做法表示理解,有人急于求成要求行政长官把5年任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路线图画得一清二楚。这些分歧都是基于理性分析。如出于政治动机故意歪曲,则当别论。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可能克服社会政治分裂的原因,但是能够营造有助于摆脱社会政治分裂的氛围。香港一部分居民因为对经济民生不满而加强对反对派的支持,会随着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而舒缓。亦即说,“政治问题与经济民生问题迭加”可以随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而分离。但是,香港一部分居民支持反对派的原因是意识形态,不可能随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而自动消除。亦即是说,“政治矛盾与意识形态问题迭加”,必须由政治手段和思想工作来化解。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解决,需要三项条件:一是完善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领导体制和机制,使反对派不敢也不能争夺特区管治权;二是巩固和深化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促使香港一部分居民树立对国家应有认识,确立与回归祖国相一致的身分认同;三是反对派分裂出“建设性反对派”,愿意在承认国家政治体制和执政党的前提下,就特区发展包括香港与内地关系提出建设性意见。 这三项条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香港一部分居民认识国家、确立新身分认同,与反对派分裂出“建设性反对派”是相互关联的;另一方面,完善中央对特区领导,与推进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是相辅相成的。不难理解,后一方面是前一方面的基础,当然,不能取代前一方面工作。 评价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的施政,不能按照某些政治团体、人士的主观意愿和特殊利益,更不能被居心叵测者误导。评价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的施政,必须按照香港发展需要。香港需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需要修补社会政治分裂,但是,香港没有能力同时解决经济民生政治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大多数居民亟盼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有利于舒缓社会政治分裂。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修补社会政治分裂,都需要标本兼治,必须先易后难,先努力治标同时展开治本工程。 新一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其管治班子努力引导社会各界从长期困于政治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0月11日,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就施政报告所作发言中说:“我完全明白一份篇幅较长的《施政报告》不能确保政策完全到位、落实执行有力,我和问责团队会以谦卑态度继续聆听各位议员和社会大众的意见,务求让这份《施政报告》为香港的未来带来新的起点。” “为香港的未来带来新的起点”,是全体市民所盼望的,而十九大报告为香港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公报》2017年10月26日A16“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十九大报告为港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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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爱国爱港下一代 作者: 周八駿
    【2017-10-26】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描绘了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实现如此宏伟的目标,需要香港全体居民同内地同胞一起不懈奋斗,尤其,需要香港青少年与内地青少年一同接力。 就在中共十九大开幕前一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其第一份施政报告,指出:“我们每一个热爱香港的人都有责任全面准确地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都有责任向任何冲击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说‘不’,都有责任培养下一代成为具国家观念、富香港情怀和对社会有承担的公民。” 新一届政府把培养爱国爱港下一代作为一项具战略意义的任务。施政报告专门列一章“(七)与青年同行”,其中,提出“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青年发展委员会’将在2018年上半年成立,以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统筹,从而更全面及有效地研究及讨论青年人关注的政策议题,并推动跨局、跨部门协作,一同落实委员会议定的政策措施。行政长官亦会主持青年高峰会,与持份者一起检视委员会的工作成效及听取青年人的意见。” 更多新一届政府不仅重视青年,而且重视儿童。施政报告提出:“政府计划于明年年中成立‘儿童事务委员会’,汇聚相关政策局╱部门和长期关心儿童权益的团体,聚焦处理儿童在成长中面对的问题。为此,由行政长官亲自主持的筹备委员会已于上月成立,政务司司长担任副主席,成员包括相关政策局局长、与儿童事务相关的专家包括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法律、学者及少数族裔和家长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发展委员会是由政务司司长主持,而儿童事务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则是由行政长官主持、政务司司长任副主席。当然,不排除儿童事务委员会正式成立后由政务司司长主持。但是,由行政长官亲自负责其筹备可见,至少在行政长官心目中,青年工作和儿童事务同等重要,道理很简明——香港的下一代就是由儿童和青年(通常包括少年)构成。 施政报告称:儿童事务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将“收集社会,包括儿童的意见”;“‘儿童事务委员会’将来的工作,可与现有的平台互相配合,其中‘儿童发展基金’结合了社区家庭、商界及政府三方资源的跨界别协作,为弱势社群儿童缔造有利成长的环境,促进他们的较长远发展,从而减少跨代贫穷。”这是抓住了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香港儿童事务的关键。 对于儿童,讲爱国爱港和关心社会的大道理是不适宜的,不符合儿童的特点。但是,政府和社会尽可能扶助弱势群体的儿童,让他们的幼小心灵尽可能不被贫富差距的阴影笼罩,尽可能有一个较好的基础与中上阶层的儿童一起赛跑,对于抑制“跨代贫穷”是必要的,对于他们进入青少年阶段后全面健康成长也是必要的。 应当承认,目前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尤其,青年的“三难”(就学难、升职难、置业难),是少数青年走向政治激进和极端的温床。如果一些青年从儿童开始就受社会压抑,那么,他们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很容易迁怒于特区政府和中央。向这样的青年讲爱国爱港、讲社会担当,容易“对牛弹琴”。 因此,施政报告把青年工作与儿童事务相联系,作为新一届政府施政的两个重点,是捉住了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富公义、有法治、享文明、安全、富足、仁爱和有良好管治,具发展潜力的国际都会”的“牛角”。 为什么称儿童事务和青年工作是香港发展的“牛角”?因为,他们是香港下一代,代表香港未来。让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都能生活在政府和社会一视同仁的关爱里,让年轻一代能看到向上流的机会和广阔发展前景,他们的上一代——香港的成年人,以及香港全社会,就会增添更大的正能量,去克服香港经济政治民生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鉴于施政报告发表在十九大前,需要引导香港下一代理解和参与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商报》2017年10月26日A8“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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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s report paints a bright future for Hong Kong 作者: 周八駿
    【2017-10-23】 Hong Kong-based media have shown great interest in the ongoing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some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find themselves obsessing over various trivia instead of what is most important. One of the gossipy varieties is guessing high-level personnel changes of the CPC and another features specu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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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香港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 周八駿
    【2017-10-2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是一个新的判断。之前,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提法虽然有变化,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强调单一矛盾。例如,中共八大提出关于先进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更多实践证明,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结构分层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难以继续强调某一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相比较中共十三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共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乍一看似乎一样,其实,有明显差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限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前者还包括对舒适和优美的生活环境的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内涵,也较“落后的社会生产”丰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不断加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中共十九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践“一国两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亦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至少持续至本世纪前半叶结束。这意味着未来3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必须紧贴这一伟大新时代。 至今,香港相当多居民仍然以“保持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为“一国两制”之宗旨,既是对“一国两制”的误解,也是“离地”的空想。 “一国两制”的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保持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本身不是“一国两制”的宗旨,而是服从上述“一国两制”宗旨的手段。 上世纪80年代提出“保持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时,根本不可能想象进入21世纪后无论香港本地、国家还是全世界会发生天翻地覆巨变。生活之树常青,唯有同常青的生活之树同样保鲜的理论和制度,才适合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示,必须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目标,这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致的。香港已经实践“一国两制”20年,却错误地以发展民主为香港社会主要矛盾,浪费了无法弥补的宝贵时间和难以计量的宝贵资源。而今,必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把香港社会各界的焦点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来。 习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暨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语重心长地说:“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和平的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当前,发展的任务更应聚焦。少年希望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壮年希望事业有成,长者希望安度晚年,这都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 不仅现届特区政府,而且,今后历届特区政府,都必须采取持续性行动,致力于解决香港经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以满足香港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香港商报》2017年10月20日A16“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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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两制”须体现新时代特征 作者: 周八駿
    【2017-10-19】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做了明确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肇始于中共十八大。中共十九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形。这一新时代将至少持续至21世纪上半叶结束,亦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就意味着香港特别行政区从2017年至2047年的30年继续实践“一国两制”是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更多今年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暨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本特征,对于推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时俱进,具有纲领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特区从现在起今后历届政府必须思考并采取持续的行动,引领香港全体居民为之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优势的独特贡献。迄今,香港社会在讨论香港所具有的优势时,往往着眼于自身发展,譬如,讨论如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基于香港自身利益。今后,必须以香港和内地同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立场,把香港发展利益与国家发展利益融为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新的历史背景下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点,对于香港居民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多年来,香港相当多居民一直强调“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而排斥、抗拒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肤浅的观点。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提倡“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香港何来“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长期以来,香港不少居民自我标榜只爱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而拒绝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国家执政党。作为个人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可以保持下去。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不能够以“一国两制”为藉口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理解这一点,必须同中国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相联系,也就是说,中国人民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的全新选择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百花园”的其中一个品类,而不是所谓“一枝独秀”的“普世文明”。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扎根于中国的文化自信,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又开放包容,在这一点上,香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能做独特贡献。 香港与西方的联系甚于澳门。澳门联系的主要是葡语国家。香港联系的主要是英语国家。英语自19世纪以来是世界性语言,反映全球重心在西方。进入21世纪,全球重心向东方转移,要求香港既调整其长期依靠西方的历史定位,又发挥其能够沟通西方的特殊功能。因为,全球重心向东方转移,不是东方与西方断裂,而是全球化进入新纪元。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属于包括香港居民在内13亿多中国人民,“一国两制”必须体现这一点。 (《大公报》2017年10月19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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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beginning’ means setting fresh direction 作者: 周八駿
    【2017-10-16】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on Wednesday presented her maiden Policy Address and she named the preface “A New Beginning”. At the end of her presentat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am said she and her governing team would continue listening to what lawmak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had to say about 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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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香港居民都有获得感 作者: 周八駿
    【2017-10-1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暨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成立了,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未来5年,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要与时俱进、积极作为,不断提高政府管治水平;要凝神聚力、发挥所长,开辟香港经济发展新天地;要以人为本、纾困解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其第一份施政报告中,贯彻习主席的指示。 香港回归祖国20年来,历届政府施政有成绩也有缺失,后者集中表现在经济转型不彰,民生改善乏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结果一样——香港相当多居民缺乏获得感和幸福感。 更多新一份施政报告,重点阐述新一届政府全面整治房屋问题的方略,全面检视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提出帮助青年解决“学业、事业、置业”困难,吸引青年议政、论政、参政的措施,以及提倡企业利得税“二级制”以减轻中小企业税负,等等,贯穿一个宗旨——“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上一届政府担任政务司长期间,林郑月娥领导扶贫委员会为香港制订了史无前例的“贫穷线”,在帮助弱势群体上做了开创性工作。出任行政长官后,她领导新一届政府继往开来,注重舒缓低收入在职家庭困难,是切中时弊。 就在施政报告发表前两天,10月9日,社联公布其一项研究结果称,过去5年私人住宅贫穷家庭每月总开支达17,152港元,较公屋家庭每月11,884港元多44.3%,其中,前者每月有44.4%开支用于租金,后者租金开支仅占13.2%,前者租金开支是后者的3.8倍;2014/2015年度,私人住宅家庭每月租金开支为7,608港元,较2009/2010年度只有5,397港元,增幅逾四成。 低收入在职家庭如果不具体入住公屋条件,则只能租住私人住宅,这样的家庭必定属于社联分析的“私人住宅贫穷家庭”。新一届政府既注重舒缓低收入在职家庭困难以“治标”,又着力解决房屋问题以“治本”,假以时日,必将给这部分居民以获得感和幸福感。 另一个值得肯定的是新一届政府拟引进外劳以加强香港老年护理力量。 根据政府统计处2015年发表的预测,撇除外籍家庭佣工,香港65岁及以上长者将由2014年的15%大幅上升至2064年的36%。未来20年香港人口老化将尤为急速,长者占人口比例2024年将升至23%,2034年将升至30%。 另一方面,香港的生育率持续低迷,由1981年每1000名女性有1933名活产婴儿,降至2014年只有1234名。从而,香港家庭愈益“原子化”,家庭平均人口已低于3人。随着人口愈益老化,越来越多家庭将是一人需要照顾双亲。 于是,“老有所养”,不仅是长者需要足够金钱养老,而且是长者需要足够照顾来度过晚年。 今年以来,香港接连发生3宗命案——2月丈夫勒死脑退化老伴后跳楼亡,6月丈夫勒死中风老伴后自首,10月儿子杀死长期病患母亲后自杀,都折射护老问题严重。 给予长者以足够养老的钱,需要完善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给予长者以足够的照顾来度过晚年,需要完善香港老人护理系统。目前情形是,很多居民不克承担较具素质的护老院的较高收费。未来5至10年,特区政府需要把完善香港退休保障制度和完善香港老人护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施策,逐步提高香港“老有所养”的水准。 反对派批评施政报告不以“重启政改”为施政要务,他们是脱离香港现实、对香港居民不负责任。任何了解香港现实情况者都明白,在可预见未来,难以形成关于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的广泛共识,何必徒劳无功? 香港经济转型和民生改善已被延宕了太久,未来5年,香港务必以“只争朝夕”精神尽可能加快推进。 (《香港商报》2017年10月12日A8“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让港人都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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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贯彻“以人为本” 作者: 周八駿
    【2017-10-11】 2017年10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其任内首份行政长官,展示了新一届政府管治班子与以往4届政府管治班子不同的施政作风,一言以蔽之——“以人为本”。 第一位行政长官处于九七过渡的转折点上,又遭受迄那时止空前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突然打击,疲于应对,即使有心也无力展示“以人为本”的施政作风。 第二位行政长官曾说过一句几乎成了他口中顺口溜的话——“民心我心”。但是,恰恰就是在他任特区和特区政府首长的7年里,香港经济转型蹉跎,地产市场结构性问题恶化,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青年的“就学难、就业难、升迁难、置业难”形成痼疾。可见,施政是否“以人为本”不能光听其言,还必须观其行,甚至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言论。 第三位行政长官在竞选过程中,以拿一条板凳、拿一枝笔,走遍香港18个区直接聆听基层居民意见而令人耳目一新,他当选具民意基础。但是,上任后为各种矛盾和问题所困,没有能够继续“脚踏实地”的施政新风。即使有“以人为本”之心,但为“形格势禁”,不得不心有余而力不逮。 更多“以人为本”作为政府的施政风格,需要有言有行、言行一致,而且,在言论上,未必时时处处张扬“民心我心”,但是,必须在各项政策和行动中,表达和反映香港居民的心声。 第四位行政长官尽管上任只有3个多月,却已充分显示了“以人为本”。 短短100天施政,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的司局长们,已进行近50次地区探访,香港18个区,平均每区约有3名司局长到访,这是史无前例的。 其中,特别有一件事令人刮目相看。 10月8日,20个脊髓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家人到行政长官办公室请愿,要求政府将美国一家药厂已生产并投入使用的唯一治疗脊髓肌肉萎缩症药物,引入香港,列入公营医院为就诊者提供的药物名录,以援助香港脊髓肌肉萎缩症患者。脊髓肌肉萎缩症是罕见疾病,患者需长期使用呼吸机。去年底,美国推出一种新药“Spinraza”,可改善患者四肢活动,成效显著,但是,每年药费高达600万港元,香港的绝大部分患者无力承担。林郑月娥出乎请愿者期望、亲自接请愿信,并表示政府非常关心患者,会争取尽快引进药物,希望大家再给点耐性。 新任行政长官这一举动,不只是展示作为一名母亲,她具有较之均为男性的前任们更柔软的心肠,更重要的是,反映她愿意突破既有框框、考虑动用特区政府累积巨额财政储备向特殊需要者施以授手。 这种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深入细致作风,正是“以人为本”的精髓所寄。不妨看一看最近一位时事评论员提供的一个例子,就能明白这一点。 7年前,第二位行政长官在发表其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发表前夕,与传媒茶叙时称:香港的住宅单位总量超过家庭住户总数,反映香港不存在房屋短缺。 几乎同时,第三届政府负责房屋供应的局长在《信报》发表长文,以香港几乎没有人没有居所为证,断言香港不存在居住问题。 表面上,第三届政府首长和主责官员的话都没有错,深入分析,他们都错得离谱。 首先是无视实际情况。实际上,在一部分居民拥有多于一个物业的同时,另一部分居民等待置业,譬如,青年结婚要置业,离婚一方要置业,这样的结构性问题,被人口和住宅总量的简单对比掩盖了。 再以公屋为例,从2006年到2016年,公屋单位总量从71.7万增至79.1万,增加7万多个,公屋居住人口从212.9万人轻微增至213.1万人,仅增加约2000人。看数据,公屋不至于供不应求,但事实是申请公屋的“轮候”时间越来越长。 更严重的错失是“凉薄”。以为只要人人有地方栖身就是解决了居民的居住问题,是公然抹煞在居住条件上的贫富差距。住劏房岂能同住豪宅相提并论?! 可见,莫信“民心我心”之美言佳辞,必须深入分析施政实际。 另一个需要鉴别的,是真正贯彻“以人为本”不能停留于“派糖”,而是必须切实解决香港所面对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第二位行政长官善于“派糖”,曾开创给香港永久性居民(成年人)派发现金之先例,但是逾千亿港元的财政支出,没有让香港居民产生获得感,相反,第二位行政长官的民意支持率从高位插水式下坠。 必须指出,政府不可能不“派糖”,但是,不能止于“派糖”。“派糖”是救急是权宜之计,对于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只能治标。在“派糖”的同时,必须制订和实施中长期治本之策。 林郑月娥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不乏“派糖”新措施,例如,政府补贴居民公共交通开支。但是,林郑月娥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注重“治本”,例如,企业利得税改为“二级制”减轻中小企业税负;提出推动创新科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是真正“以人为本”。 (《大公报》2017年10月12日A16“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行政长官切实贯彻“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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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ight way to end property market woes 作者: 周八駿
    【2017-10-11】 A number of major cities on the mainland have adopted “cooling” measures this year to help rein in runaway residential housing marke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similar measures of its own to curb soaring housing prices, including a special stamp duty designed to discour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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