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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1982.3 / 作者：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本文是對安徽省滁縣地區農村的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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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發展中的幾個新問題 —“雙包到戶”後的安徽省滁縣地區農村調查作者：王小強

【《中國社會科學》1982.3 / 作者：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本文是對安徽省滁縣地區農村的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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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問題》1980年2期】
新華社1948年文章指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平均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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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社會主義批判作者：王小強

【《農業經濟問題》1980年2期】
新華社1948年文章指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平均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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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1979年10期】
农民在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中，表现出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气概，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谱写出阶级斗争的悲壮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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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與反封建作者：王小強

【《歷史研究》1979年10期】
农民在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中，表现出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气概，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谱写出阶级斗争的悲壮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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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文稿》No. 97~12】
世紀之交，全球經濟一體化與信息技術革命推動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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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的嚴峻挑戰作者：王小強

【《參閱文稿》No. 97~12】
世紀之交，全球經濟一體化與信息技術革命推動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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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導報》1988-8-15 / 作者：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改革攻堅課題組”】
我們過價格關，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深圳早就基本不存在“雙軌價”，為什麽傳統體制的諸多弊端仍難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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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價格關意味著深層次的體制改革攻堅作者：王小強

【《世界經濟導報》1988-8-15 / 作者：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改革攻堅課題組”】
我們過價格關，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深圳早就基本不存在“雙軌價”，為什麽傳統體制的諸多弊端仍難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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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通報》No. 2001~25 / 王小強整理】
2001年6月3日星期天，上午課題組成員到雙城市新興鄉新勝村的蛋禽批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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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新勝蛋禽市場：政府是市場經濟的組織者 — 黑龍江調研訪談紀要之七作者：王小強

【《工作通報》No. 2001~25 / 王小強整理】
2001年6月3日星期天，上午課題組成員到雙城市新興鄉新勝村的蛋禽批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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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赶上世界经济潮流作者：周八駿

【2017-12-21】 12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共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能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何谓“数字经济”？其内涵基本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知识经济”相同。“知识经济”以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其初级形态是互联网为平台的经济活动，其高级形态则是三维制造和人工智能等等以大数据化的知识为生产要素的经济活动。因此，“知识经济”，也被称为“数字经济”。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题是“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多就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闭幕的翌日，12月6日，美国咖啡连锁店星巴克（Starbucks）位于上海的最新分店“臻选上海烘焙工坊”开幕，它占地面积达27,000平方米，是星巴克全球最大门店。与一般门店不同的是，烘焙工坊除走高档咖啡路线外，与阿里巴巴合作，在店内提供AR场景技术。顾客只要利用淘宝功能，便可观看到咖啡烘焙、生产及煮制全过程，以及咖啡吧枱、器具等细节，也可以通过淘宝在天猫星巴克官方旗舰店网购烘焙工坊独有的周边纪念品等等。这项AR技术由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与星巴克共同开发，首次商业应用，未来不仅将推广到星巴克在中国其余3000间门店，还将推广到星巴克的全球其他门店。就在星巴克上海最新分店开幕翌日，12月7日，香港海洋公园宣布，从12月1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海洋公园将推出虚拟实境（VR）过山车，为越矿飞车的游人提供VR眼镜，在时速最快71公里的过山车上，看亚马逊热带雨林的VR短片，恍如在森林攀升，再俯冲潜入深海。两天后，12月9日，笔者在香港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园，应参办者邀请，观赏了VR短片——香港维多利亚港全景和在维港边活动的青年。翌日，12月10日，全球最大单体全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正式开港试运行。这座高科技新兴码头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码头智能生产管理控制系统。这一切，活生生地展现数字经济或知识经济正在我们身边崛起。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香港早在20多年前就面临向知识经济转型，内地则是近几年开始拓展数字经济，目前，却是内地超越了香港。以单个城市看，深圳的数字经济已领先于香港。以总体看，根据12月4日公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已跃居全球第二，占内地GDP的比重达到了30.3%。相比较，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发表的《香港——知识型经济统计透视》（2017年版），2015年，香港的知识型行业占GDP的比重为26.1%，虽高于2008年至2012年的不足25%，以及2013年的25%和2014年的25.1%，却仍低于2007年的27.2%，更远不如内地2016年数字经济占GDP比率30.3%。使用VR来发展旅游业和饮食业，只是知识经济或数字经济的冰山一角。知识经济或数字经济的高端是三维制造、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内地在这三方面均已居世界前列，香港的差距更加明显。所以，加快推进向知识经济即数字经济转型，是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的当务之急。笔者在本报已反复阐明，解决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经济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尽早实现经济转型。香港经济转型方向和目标早已明确，一直欠缺的是行动。香港传统支柱产业如港口运输应当仿效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香港金融市场应当加快发展金融科技。香港旅游业应当拓展VR全球旅游。香港的大学科研力量应当同内地同行合作，争抢全球科研高地。香港地产业大型企业集团应当勇于进军知识型行业。香港，应当成为全中国领先的智慧城市。（《香港商报》2017年12月21日A2“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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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小企的两大挑战作者：周八駿

【2018-4-26】 40年前，中国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制造业接近高峰。1980年内地成立4个经济特区，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是24%，制造业员工占本地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是42%，从此，这两个比例“江河日下”。内地改革开放、成立经济特区，同香港制造业饱和，这两件事不相干，但是，同时发生而又恰逢内地向香港打开门窗，于是，二者就产生了联系。这就叫“风云际会”。更多“天时”——内地改革开放，“地利”——4个经济特区有3个在广东，其中，最大的深圳特区紧邻香港，“人和”——香港居民相当多是来自广东的移民及其后代，他们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有亲戚朋友，三者齐备，吸引香港制造业从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的10年间大规模迁至广东省珠三角，与香港服务业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和合作。那是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滥觞，也是香港中小企的黄金岁月。香港制造业中小企通过北迁广东省珠三角得以发展壮大。有一项数据：1984年至1994年，香港本地制造业雇员由84万人减至43万人，迁至广东珠三角的工厂则雇用500万人。与此同时，香港本地服务业的中小企通过为北迁的规模大得多的工厂提供服务也得到发展。在颇大程度上，正是那样的造化，让今天香港企业仍然是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然而，时过境迁。今天，香港中小企面对两大挑战：一是香港本地经济转型将提速，科技和创新驱动的新产业和新行业鼓励和允许生存的中小企业，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香港既有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中小企不可同日而语；二是本地劳资关系发生丕变，强积金对冲机制面临取消，标准工时立法要求依然存在，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中小企承受沉重成本压力。两大挑战迫使香港中小企必须做出抉择——或者想方设法脱胎换骨转变为“独角兽”一类的崭新的中小企，或者再次向外转移、另找能够生存之地，否则，唯有在本地结业或购并。问题是，向外转移何处是能够生存之地？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迁至广东珠三角的工厂，在10多年前就面临再度迁移问题，因为，广东珠三角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大幅提高了，劳动或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再也无法生存。但是，成功向其他地方迁移的例子不多，选择结业返回香港的不少。今天，广东珠三角已是创新和科技产业主导，香港本地服务业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中小企岂能前去插足？由传统中小企蜕变为“独角兽”不是不可能，但肯定是稀罕。没有包袱的年轻人创办“独角兽”固然不易，成年人拥有的传统中小企“凤凰涅槃”则“难于上青天”。因此，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不能低估，未来5年至10年，香港本地中小企可能出现结业或购并风潮。现届政府精心设计了逐步取消强积金对冲机制的方案，并表示这是初步方案。将吸收所有持份者意见加以完善。政府方案的侧重点是帮助和鼓励中小企逐步取消强积金对冲而不裁员。这是合情合理的。政府当然不能公开把有些中小企可能选择结业而非裁员来应因强积金对冲机制被取消作为一种前景来分析。但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估计那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从香港长远发展看，本地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的格局必须改变。香港需要一批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但是，香港本地以地产为主业的大型企业国际化程度普遍不高。香港既有跨国企业在香港的产业分布，一方面，与香港必须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要求有差距，另一方面，正承受地缘经济格局转变的沉重压力。因为地缘经济格局转变，曾经在航空运输业叱吒风云的国泰惨谈经营。因为地缘经济格局转变，曾经名列全球第一的香港货柜港无可奈何地滑落，今年很可能跌至全球第七。因此，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转变关于香港经济发展的观念，在推动强积金对冲机制取消的同时，帮助香港中小企尽可能平稳地经受转型、结业或购并的考验，推动香港形成一批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香港商报》2018年4月26日A2“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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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亟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作者：周八駿

【2017-12-8】最近，有两则关于香港的信息，一是特区政府公布2016年香港贫穷人口状况，一是香港房屋协会推出两个楼盘接受认购的情况。尽管过去5年特区上届政府以空前的努力来解决香港的贫穷问题，但是，11月17日，新一届政府扶贫委员会公布的《2016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却显示，香港的贫穷家庭和人口，有增无减。2016年全港贫穷户达58.2万，贫穷人口为135.2万，贫穷率达19.9%，分别较2015年增加7000人和0.2个百分点，人数创过去8年最高，每5个港人，就有1人贫穷。即使在计算恒常现金福利包括综缓、果金和长者生活津贴，以及去年新推出的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后，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分别下降至99.6万和14.7%，但是，仍然分别较2015年增加2.5万人和零点四个百分点。 12月4日，香港房屋协会公布，其推出的将军澳翠岭峰、屯门翠鸣台两个楼盘共计620个单位的认购，获得空前热烈的反应——累计收到94,389份申请表，超额认购约151倍。其中，白表申请多达88,312份，超额认购近284倍，占整体申请的93%；绿表申请为6,077份，超额认购18.6倍。再进一步分析，在白表申请中，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为31,140份，单身人士申请的为57,172份；在绿表申请中，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为4,525份，单身人士申请的为1,552份。更多把上述两则信息结合起来看，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个观点。第一，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主张以扩大“绿置居”和“白居二”来满足香港较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和人士的置业需求，是切合实际的。第二，现届政府需要动用更多公帑扶贫。无论出于期望管理还是讲出真实情况，政务司长和有关局长都对今后几年香港贫穷状况不表乐观。而且，鉴于香港人口迅速老化，政府统计处预测2036年长者人数将增至237万人，将占香港总人口的31.1%，未来历届政府财政都面临不断加大扶贫支出的压力。第三，特区政府兴建更多公营房屋需要钱，加大扶贫力度需要钱，即使目前政府财政盈余是丰厚的，但是，在中长期，特区政府财政需要开源。第四，大量单身人士申请居屋，反映青年问题亟需综合施策，亦即是说，既要帮助青年解决置业问题，也要开辟社会向上流动性、帮助青年提高收入。扶贫以及解决较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和人士的居住问题，不只香港有，内地也有，但是，两地社会制度不同，解决的办法不一样。内地扶贫，除了各级政府动用财政支出外，相当一部分由企业、尤其国有大企业承担。对于内地企业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内地解决较低收和低收入家庭和人士的居住问题，是借鉴香港的公营房屋制度，分为类似于香港公屋的廉租房和类似于香港居屋的经济适用房，但是，地方政府在拨地和兴建上的效率高于香港。一部分香港居民会视为内地缺乏民主而加以批评，却不反躬自省香港的议会民主是否已被滥用？内地各级政府的财政处于持续赤字，但是，内地政府可动用的财源是开阔的。最近，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规定从2017年开始，试行划转国有非上市企业的10%的股权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18年及以后，分批划转、尽快完成划转工作。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中央和地方企业集团已完成公司制改革的，直接划转企业集团的股权；未完成的，改制后按要求划转企业集团的股权。国有资本划转后，一是国有资本的股权分红由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持有；二是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经批准可以通过国有资本运作获取收益；三是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要履行3年以上禁售期义务，并应承继原持股主体的其他限售义务。这是一项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而且可以实现“一石三鸟”的效果——既可以使得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又可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还可以实现国有股权多元化持有，促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香港不可能实施类似于内地的办法。香港解决所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担子，几乎全部压在政府肩上。这就要求特区政府务必尽快推进经济转型、大力拓展新产业、把经济的饼做大做好，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了尽可能满足较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和人士的置业需求，特区政府不仅需要增建公营房屋，而且必须压抑楼价。如果私人市场楼价不能明显下调，那么，在公营房屋售价与私人市场楼价挂钩的背景下，政府财政用于公营房屋建造的开支必定不断增加。而且，面对楼价不断上涨，会有越来越多的较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和人士难以实现置业欲望。总之，特区政府加快香港产业结构调整，拓展新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必须同压抑楼价相互配合。（《大公报》2017年12月8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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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应对“新冷战”？作者：周八駿

【2018-5-3】北京时间2018年4月14日上午，美英法联军未经联合国授权，突然对叙利亚多个目标进行军事打击。打击发生前数小时，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发布一条意味深长的推特：“冷战回来了。” 古铁雷斯是就中东局势所牵涉的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而言，其实，“冷战回来了”还涉及美国与中国关系。更多自去年底今年初美国政府公然宣布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以来，美国不仅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且，开始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4月19日，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市场和投资政策的助理部长塔博特（Heath Tarbert），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称，美国政府正考虑使用《紧急状态法》来控制中国对美国敏感技术的投资。1977年制订的《紧急状态法》赋予美国总统应对“异乎寻常的严重威胁”的广泛权力，包括阻止即将进行的交易和冻结外国资产。美方准备限制的中国投资项目，包括微型芯片和5G无线技术等。同一天，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报告称，中国政府“可能支持某些企业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并促进政府利益，并且，点名中兴、华为、联想等3家企业。至于中兴，已被美国商务部以该企业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为由、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中东的较量，同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冷战”颇相似。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冷战”的特征，是大国维持核恐怖平衡下的军事对峙加政治对抗，以及大国为后台的地区性局部战争。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甚至禁止其中若干企业与美国企业做生意，则反映当前正在展现的“冷战”的新特征。当前的“冷战”既包括大国为后台的地区性局部战争，也包括大国间直接经贸冲突，但其根本特征是大国在维持核恐怖平衡的同时，争夺信息领域和外太空的优势。大国间直接经贸冲突，和各方争夺信息领域和外太空的优势，反映自上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以来新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空前拓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当前的“冷战”，是有别于上世纪的“新冷战”。上世纪“冷战”人为分隔了香港与内地。在那40年间，一方面，内地与西方国家经贸关系十分脆弱；另一方面，香港依靠西方国家建立起本地制造业，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也正因此，香港在上世纪“冷战”时期积累的经验，不仅完全不可能帮助香港居民应付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日子的“新冷战”，甚至，会产生相反效果。首先，上世纪“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是香港依靠对象，如今，香港因为回归了中国而遭受美国对华贸易战的附带打击，接下来，香港企业很可能还会受美国限制中国企业的附带打击。香港居民应当明白时过境迁，不抱幻想，在美中关系上坚定地同国家站一起。眼下，香港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和情绪，一是以为香港可以中立，一是不以为局势会迅速恶化。前一种观点和情绪，虽然建基于香港是实行“一国两制”和世贸组织成员的事实，但是，高估了香港的所谓特殊性。后一种观点和情绪，属于政治幼稚，低估了美国社会各界在整体上容不得中华民族复兴的意愿。香港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需要准确判断当前“新冷战”，先端正自己的思想，然后，方能向香港社会各界提供思想指引。显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令人忧虑的，香港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充斥着上述两种错误观点和情绪。 “新冷战”日益恶化，不仅反映在美国遏制中国的举措接踵而至，而且反映在西方国家开始蔓延怀疑甚至对抗中国的观念。最近，欧盟28个成员国除匈牙利外其他27国驻华大使联署一份声明，指责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便是这方面的最新动态。香港居民不仅需要识破西方国家看待中国的观念和情绪是错的，而且需要对西方意识形态做整体的批判性反思。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仍旧信奉自由主义和开放包容；但是，另一方面，已然主导美国政府以及对许多西方国家影响不断扩张的，却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为什么产生那样的自相矛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同过去一二十年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对立加剧带来负面影响相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内在不可克服的虚伪性。这就是：究竟是高举自由主义和开放包容的旗帜？抑或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完全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为转移。今天，中国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手，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应有之义。香港居民应当同内地同胞一道担起如此崇高的历史使命。（《大公报》2018年5月3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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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应对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作者：周八駿

【2018-2-22】 2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第一次用了“波谲云诡”这一形容词。习主席是这样说的——在新的一年，中国人民“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鉴于春节团拜会的性质，习主席没有特别提到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必须全面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但是，香港社会各界应当深思。我们要努力理解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底蕴和表现。更多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展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核心是全球重心由过去500年在西方，开始向东方转移，表现为西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陷入空前全面深刻危机，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开始衰退，而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亚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地区也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引擎。从2001年“九一一事件”到2008年美国爆发“百年一遇”金融危机，是全球格局调整的序幕。期间，美国推行“单边主义”，过度耗费了其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完成了从“顶峰”开始滑落的转折。 2008年到2017年的10年，是这一全球格局调整的第一阶段。一方面，西方普世价值（包括制度和意识形态）全面暴露难以克服的缺陷，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向世界展示人类走向进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20世纪最后30年全球化空前拓展的背景下，全球重心东移不会也不可能是简单的亚洲取代欧美成为全球重心，而是以亚洲为主、亚欧联合、各大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是对自中世纪结束以来欧美主导全球格局的调整，也是对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全球格局的维护和改革。为此，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既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积极倡导“一带一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总统国情咨文为代表，美国明确调整其全球战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对手，标志着全球格局调整进入第二阶段。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同时向人类提出来两大挑战和考验。第一，从现在起，国际社会是否会形成两大对立阵营、进入“新冷战”？第二，全球格局调整的完成能否避免军事手段？这两个问题最终必须由时间和事实来回答，作为中国人包括中国的香港人，既要清醒客观地分析和预测，也要坚定竭力地争取尽可能好的结果。这里，笔者提出两点以期引起社会关注和讨论。（一）要加深关于“一国”是“两制”之“根”和“本”的理解。从1997年到2017年，主要是以香港与国家主体经济关系演进为主线来推进“一国两制”。2003年中，以CEPA为标志，“一国两制”由忽视“一国”只讲“两制”向经济开始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差异转变。2014年，以香港经济依赖国家为动力，反对派企图以非法“占中”运动夺取香港管治权、挑战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引起的反作用力为助力，“一国两制”开始进入牢固确立“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的新阶段。从2018年开始，香港居民需要增进关于全球格局调整及其深化的认识，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进一步树立香港的命运和前途系于国家的观念。（二）要加深关于“一国两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毋须讳言，香港一部分居民对于“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或者抵触，或者不理解。有人以为，“港独”不可能成事，中央为了对付“港独”而提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是小题大做。有人从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国家全面支持来理解，补充了前一种偏见。应当再增添一重认识——面对全球格局调整深化、国际形势波谲云诡，香港自身安全也需要把维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香港居民需要对香港面临的安全危胁有完整的认识，不要以为国防和外交归中央管就可以不关切其他形式的安全风险。（《大公报》2018年2月22日A12“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香港如何应对复杂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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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实现良治的正确途径作者：周八駿

【2017-11-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这是一个新表述。之前，中央领导人一直是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新表述增加了“积极作为”。增加这一点，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在理论上，“依法施政”是对现代国家或地区任何一个政府管治能力的基本要求，也可以说是基本前提，一个政府如果不守法、不依法，就无从谈论治理能力。但是，政府不能满足或停留“依法施政”，而是必须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克服困难，带领本国或本地区公民（居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社会进步。在实践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前4届政府都做到了“依法施政”，但是，在“积极作为”上，某位行政长官甚有亏欠。毋须讳言，“依法施政”既可以同“积极作为”相配合，也可以成为“不作为”的挡箭牌。某位行政长官跨越两届政府任期却不作为而导致香港经济社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就是以“依法施政”为幌子。关于这一点，人们从自己身边容易找到类似的案例。譬如，在同一家公司里，所有员工都“依法就业”，却一定有工作积极、不够积极甚至懈怠之分。更多习近平总书记对特区第五届政府以及嗣后历届政府提出“依法施政、积极作为”的要求，是全面总结香港特别行政区20年管治和施政经验，是反映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对“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今天，香港面对堆积如山的经济民生政治及其他社会领域错综复杂十分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固然不能简单归咎某位行政长官。但是，新一任行政长官及其管治班子必须格外地积极作为则是无疑的。香港不仅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关头，而且面临不前进则后退的转折关头。香港如同在汪洋大海上遭遇狂风暴雨打击的船舶，需要其舵手和水手发挥最大的创意和使出最大的能力。把“依法施政”和“积极作为”相结合，要求观念革新。第一，要确立“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新观念。 10月23日，国家教育部长陈宝生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表示，“港独”思潮出现与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动国民教育。如果特区政府需要协助，教育部“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有事必帮”。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立即表示不同意陈部长的意见，这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本港有媒体在报道反对派的观点时，特地引述了《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等政策。”弦外之音，不言自明。其实，陈宝生部长在回答香港电台记者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需要跟随内地爱国教育课程时明确表示，这由特区政府决定。陈宝生部长是原则性地提出来，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应当包括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中共建国史，让学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增加民族自豪感。他关于教师是推动国教的关键的观点，只是说明事实。他要求教师先爱国家、认同国家，要求特区政府先帮助教师、团体认识国情，是中央主管国家教育事宜的部门首长之职责所在。试问：如果中央人民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长不能够就香港国民教育这一关系特区与中央关系的重大涉宪制事宜发表原则性意见，则何来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其次，却决非次要的是，要确立“依法”首先是“依照国家宪法和特区基本法”的新观念。多年来，香港社会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因为香港司法独立，而置国家宪法于不顾，认为所谓“法治”是指严格遵循香港本地法律。举一个实例。2010年上半年，激进反对派发动“5区总辞变相公投”。中央主要领导人明确指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没有规定“公投”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无权创制“公投”制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所谓“公投”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没有法律效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有关决定，已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未来发展，包括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普选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任何形式对未来政制发展问题进行所谓“公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不符，是根本违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但是，在香港，有人无视中央主要领导人依据国家宪法和特区基本法所做明确指示，竟然以香港本地关于立法会的法律允许为借口，放任激进反对派玩“变相公投”把戏。（《大公报》2017年11月2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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