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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分工合作 也相互竞争 作者: 周八駿
    【2017-11-30】 特区现届政府致力于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在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后,正加紧与中央有关部门磋商关于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相关协议。 已经和即将签署的3份协议各具特点。香港与东盟自由贸易协议讲究香港与东盟各国互惠互利,所以,既有香港与东盟所有成员国之间都适用的内容,也有香港与东盟若干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安排。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着重发挥香港优势。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11个城市之一,则需要与其他10城市既分工合作也相互竞争。 只讲分工合作是不够的,因为,在这11个城市中,至少有3个——香港、广州、深圳——是综合性大城市,甚至,相比较,香港的产业结构不及广州和深圳的完整。广州和深圳都有制造业,香港的制造业早已式微。如果只讲分工合作,那么,香港就没有理由再发展制造业,甚至没有理由拓展高科技制造业,因为,与香港紧邻的深圳已成了令全球刮目相看的高科技重镇。但是,香港作为一个大城市,需要完善本地产业结构,应当考虑的是不能关起门来完善,而是必须同深圳、广州相互协调。 更多不能只讲分工合作的另一层道理,是粤港澳11个城市以往各自发展形成了若干产业或行业的“产能过剩”。以机场为例。香港、广州、深圳、澳门、珠海等5个机场已形成激烈竞争格局,亟需适当重整。在产能重整之后,才能够实行分工合作。 有一种观点:由中央有关部门牵头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必定强调11城市间分工合作而限制竞争。这种顾虑可以理解,但是未必成真。如果有关规划既让有关城市充分发挥公认的优势,又给予其他城市以发挥创意和积极性的空间,那么,有关规划就是既体现分工合作又鼓励相互竞争。 在香港,对于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有两种意见。其一,强调香港优势,认为香港金融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具优势,要求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结构配合香港金融市场及其他高端服务业。其一,主张香港开放,要求特区政府鼓励香港企业和人才走出香港、到大湾区其他城市去拓展。相比较,前一种意见不无老生常谈之嫌,在香港已流行10多年。后一种意见则表达对香港“恨铁不成钢”之情。 大湾区其他城市不可能单方面配合香港。首先,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与大湾区其他10城市不可能迅速建立高度分工合作的产业配置。其次,现代知识经济的特征是传统产业结构区分愈益模糊。再次却决非次要的是,国家已在深圳的前海打造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经不存在大湾区其他城市配合香港金融及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前设。坦率地说,强调香港优势而要求其他城市配合香港的意见,是关门等发展,完全是离地的臆想。 香港必须开门,走出去,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11月17日,《明报》刊登了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讲座教授吕大乐的文章《大湾区应强调竞争而非分工合作》,称:“如果大湾区是一个变局,它的出发点便应该有所不同。它应该引入并且强调竞争,而不是一天到晚的分工合作、互补不足,这尤其应该鼓励澳门与内地地区有针对性地挖走香港人才,看看这些人在另一个空间上能否有更大的作用。”吕大乐建议:“澳门跟香港于日常生活层面安排上(如信息自由流通)最为接近,加上近年亦有一些新尝试(如跟珠海合作的横琴青年创业谷),大可主动出击,大力为香港年轻文创人才提供创作与创业空间”。吕大乐认为:“对香港而言,这种‘挖角’、竞争行为所能带来的好处,是只有这样才能真的给社会、经济造成冲击,认真检讨究竟问题是人才缺乏,还是配合支持不足。没有这种冲击、震荡,香港社会经济只会继续在原有的范围内转圈。” 其实,近些年香港的创新科技人才和资金已悄然走出香港、走进深圳在那里开花结果。媒体多报道这一类信息就能对香港社会起振聋发聩作用。 (《香港商报》2017年11月30日A4“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大湾区的合作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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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經濟叢刊》1982年4期 】
    一、農村人民公社體制改革勢在必行:人民公社是大躍進时期的歷史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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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農村人民公社體制改革的幾點看法 作者: 陳一諮, 王小強, 鄧英淘, 何維凌,

    【《農業經濟叢刊》1982年4期 】
    一、農村人民公社體制改革勢在必行:人民公社是大躍進时期的歷史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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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k tanks should provide sound coordinates for city’s development 作者: 周八駿
    【2017-11-29】 Some international or foreign institutions have released annual research reports in recent years comparing cities in various economies, including Hong Kong. For exampl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ublishes a free economy chart every year; whil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publish their own competitiveness rank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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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认识国家的正确观点 作者: 周八駿
    【2017-11-23】 在香港,几乎还没有人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西方机构关于全球经济自由度、竞争力的排名以及主权信用的评级中的位置都不高,却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强引擎? 中国经济实际与西方主流观点相悖的现象决非偶然。随着这样的现象持续,西方的主流观点也开始动摇,最新被广为引证的事例,是美国《时代》周刊在11月13日发售的那一期的封面,史无前例地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写上“中国赢了”(China Won)。香港媒体报道了《时代》周刊的这一新动作,但是,缺乏反躬自省。 在香港,近10多年来还呈现一种吊诡现象:不少人对国家依然持有负面的观点,却热中于追捧在香港首次发行并上市的内地企业股份。 更多11月8日,内地最大网络出版公司阅文在香港交易所首日挂牌,不足半小时市值就直逼1000亿港元。以在香港主板上市的新股收市价计算,阅文仅次于1997年的北控和2007年的阿里巴巴。阅文是近10年冻结资金额最多的新股,每20个香港人就有一人争购。 阅文新股受热捧,究竟是因为它从腾讯分拆上市、借了腾讯的风光?抑或折射香港居民开始对内地文化形成积极的观点?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1月8日,阅文的联席首席执行官梁晓东和吴文辉在该公司上市仪式后称,阅文股价表现反映市场对中国文化产业及公司的认同。《明报》11月9日社评《阅文旋风对香港社会的启示》称:“近年内地网络文学走向全球,甚至还有外语网上译本,有机会成为中国流行文化软实力驰骋国际的卖点,香港社会对内地发展认识不够全面,对新经济的触觉不足,不利与时并进”。二者的观点异曲同工,都肯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正在形成。 《明报》的社评进一步指出:“每当谈到内地网络,很多港人实时联想到的,就是审查、抄袭、侵权、‘山寨’等负面描述,部分人更质疑‘没有自由哪有创意’,云云。”“可是阅文的成功,其实是港人从另一角度了解国情的机会。”“外界向来认为网络文学充斥抄袭盗版,难有利润,可是阅文成功洗刷这一负面形象。论平台规模,阅文甚至可与美国亚马逊电子书平台分庭抗礼。”在内地网络出版平台上,奇幻小说异军突起,“内地新生代科幻作家刘慈欣和郝景芳,先后在2015及2016年夺得世界级科幻小说雨果奖,反映内地流行文学不仅雅俗共赏,更能登大雅之堂。” 我相信,在竞购阅文的香港居民中不乏只从股票投资角度看问题的人,他们未必关注和认同内地文化。但是,我也相信,随着内地文化产业更多作品被国际社会承认、更多企业在香港上市,香港社会必将转变关于内地文化的旧观点。 在广义上,关于经济自由度、竞争力的排名和关于主权信用的评级,都属于文化。《时代》周刊承认“中国赢了”,不久前国家财政部撇开西方主要评级机构在香港发行20亿美元国债获市场欢迎,以及香港证券市场热烈追捧阅文,等等,这一系列现象都反映同样的本质——中国在迅速提升其“硬实力”的同时,正在明显提升其“软实力”。所谓“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就是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 在西方,衡量国家或地区“硬实力”所建立的一系列统计指标,已在全球流行。正是依据同样的指标体系,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强引擎。问题在于,西方建立的“软实力”标准,基于所谓西方文明是普世的假设,不为也不可能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所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于是,在衡量中国的“软实力”上西方的评价同事实越来越相悖。 由于历史因素,香港社会主流至今仍旧采纳西方的双重标准,承认内地在“硬实力”上不断超前,却不承认内地在“软实力”上正为人类文化百花园增添美丽而富生命力的“牡丹”。 香港必须尽快校正这样的偏差,因为香港已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外国可以慢慢改变对中国的偏见和成见,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能够。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仅不能继续为西方看待中国的双重标准所困扰,而且,必须为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关于中国发展的正确观点而做贡献。 为此,香港的大学研究机构和民间智库,应当努力构建修正西方偏见的关于经济自由度和竞争力的指标,让中国经济体制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得以被准确衡量和反映。香港金融市场和相关企业,应当协助国家建立修正西方偏见的信用评级机构,客观衡量和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信用状况。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和相关企业,应当主动与内地同行合资合作,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完全可以预期,香港的大学研究机构和民间智库,香港的金融市场和文化创意产业及其相关企业,也都将同时得以发展壮大。 (《大公报》2017年11月23日A12“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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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地合作推动香港经济转型 作者: 周八駿
    【2017-11-23】 11月9日,腾讯宣布明年5月将在香港观塘启用其首个海外众创空间——“腾讯众创空间(香港)”,与新世界旗下的K11合作,打造线上、线下的文化创意生态圈。预计能容纳200家初创企业。已有约160家初创企业与腾讯签了合约。K11发言人称,与腾讯合作发展众创空间的宗旨,是发掘和培育香港本地多媒体创作人才,并推动大中华地区多媒体创作。 “腾讯众创空间”是中国内地的创业社群生态圈,共计32个,分布于内地25个城市,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目前有600万名创业者,项目估值合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上半年,已成功孵化逾100家公司,包括3家“独角兽”和5家上市公司,总估值约600亿元人民币。 更多毋需讳言,至今,香港不仅缺乏堪与腾讯、阿里巴巴、华为、中兴等内地企业相比较的创新科技企业以及文化创意企业,而且,香港社会缺乏敢于拓展创新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家。腾讯将其“众创空间”向香港拓展,无疑是补充香港本地企业拓展创新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之不足。新世界愿意与腾讯合作,更是开香港企业之先河。二者合作如能开花结果,则必将既推动香港经济转型,又促使香港企业文化转变。 前车可鉴。香港企业与内地企业合作拓展创新科技产业不是没有先例,但是,至今尚无成功案例。 就在腾讯和新世界宣布合作发展“腾讯众创空间(香港)”的前一天,11月8日,北京数码视讯全球投资总裁汪涛在内地网站上发表文章,分析香港为何至今缺乏创新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著名公司。 该文举了两个实例。一是华为从代理一家香港企业制造的交换机起家,赚钱后改为研发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如今,华为名扬海外,那家香港交换机公司却早已无人知晓。 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兴通讯的前身中兴半导体,是与两家香港企业合资成立的公司,在开发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赚取丰厚利润后,两家香港企业要求把利润分掉,而企业的经营者以及大股东主张加大研发力度,双方闹翻,港资撤走,逼得内地方转辗发展中兴通讯。 该文作者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兴、华为这两家中国通信业的国际巨头在发展初期都有港资背景,为什么那些港资没有将产业升级到技术含量更高的层次就退出呢?该文作者遗憾——中兴和华为这两家公司今天的地位,本来是可能为两家香港公司占据的。 我不同意上述文章把原因简单归为香港企业家存在着“殖民地思维”。文章作者称“什么叫‘殖民地思维’,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体内涵的,就是内心深处潜意识里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在科技上有所作为,无论有多少铁的证据反驳这种观念,都在骨子里坚定不移地迷信这一点。” 香港有没有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企业家?有。但是,香港也有明白必须拓展创新科技的企业家,他们的苦衷是“心有余力不足”。香港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普遍缺乏从事研究和开发的资本。此外,香港房地产容易赚钱、养成社会普遍急功近利赚快钱的心理,也不利于研究和开发。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当前,有两方面条件有利香港拓展创新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加快经济转型。 首先,特区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新任行政长官第一份施政报告明确表示,会从研发资源、汇聚人才、提供资金、科研基建、检视法例、开放数据、政府采购和科普教育等八方面加强创新科技发展。 其次,国家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香港与内地共同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前所未有巨大空间。腾讯与新世界合作发展“腾讯众创空间(香港)”,就萌生于它们一起参与“大湾区”研讨会。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香港制造业大规模迁至广东省珠三角,形成“前店后厂”分工合作格局。今后,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将形成共同研发、共同制造、共同拓展内地和全球大市场的新型分工合作格局,并加快实现香港经济转型。 (《香港商报》2017年11月23日A3“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两地合作促港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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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country’s opening-up scope expands city needs to change 作者: 周八駿
    【2017-11-22】 HKRI Taikoo Hui, an upscale shopping mall jointly developed and owned by Hong Kong-based HKR International and Swire Properties, officially opened for business on Nov 3 in Shanghai. Swire Properties Chief Executive Guy Bradley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that his company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together with Shanghai, as the city w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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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倡议 作者: 周八駿
    【2017-11-17】 11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时表示,中俄两国要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努力推动滨海国际运输走廊等项目落地,共同开展北极航道开发和利用合作,打造“冰上丝绸之路”。 国际社会敏锐地关注习近平又提出一个新倡议——打造“冰上丝绸之路”。2013年在中共十八大后一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2017年11月在中共十九大后一周,习近平又为“一带一路”的“一路”增添了新内容。 这一新倡议至少具有双重涵义。第一,她反映从现在至本世纪中叶,中国的战略部署是一以贯之的。尽管中共十九大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置于从2035年至2050年的15年间,但是,从现在起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那一宏伟目标奠定基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现在起就要有一系列的步骤。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把目光投向北极,展现了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应有的全球视野。 第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资格参与,也应当包括“地球村”的每个“村民”,中国提倡和致力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理应包括地球上所有的大洲和大洋。 更多“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不是“站到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这就是中国贡献人类的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的精髓。 按传统西方观念和思维,21世纪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必定是大国地位更替,例如,19世纪是英国世纪,为20世纪是美国世纪所取代。如果21世纪重复以往两个世纪的全球格局调整,那么,“修斯底德陷阱”就会成真。 中国致力于同美国建设合作共赢的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只愿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永不称霸。中国愿意同世界上所有国家构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利共赢关系。这一切,体现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最新包括“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加强版。 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既指出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既“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又“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反映了中国对于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中国追求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是顺应当代历史大趋势的应有之义。21世纪不应是、也不会再是美国世纪。21世纪应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纪元。同时,中国尊重和维护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秩序准则,致力于让联合国宪章精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得以充分展现。 对于当前正在不断深化的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国际社会大体有3类立场和态度:一类是竭力维护,再一类是追求具颠覆性的激变,第三类是稳中求变。 关于“竭力维护”,又有两种不同做法。一种是不接受任何修正或改良,在西方笃信自由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过气政客中不乏这一种主张。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评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上,也属于这一类不识事务的顽固派。还有一种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从以往的“一个极端”跳到眼下的“另一个极端”,但是,骨子里仍旧是坚持“单边主义”、企图保持既有国际秩序的核心元素即“美国第一”,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 关于颠覆性激变的呼声,出现在一些长期深受超级大国欺侮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在地缘政治上长期受美国压制的若干国家。这一类观点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提出这一类观点者,忽略了在20世纪最后30年全球化急剧拓展的条件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 中国是稳中求变的代表。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既是对于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全球格局变化的客观清醒的判断,也是对于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全球格局变化的切实可行的预期。香港社会各界需要认真思考、努力领会。 (《大公报》2017年11月17日A14“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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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下一代正能量 作者: 周八駿
    【2017-11-16】 11月4日,在立法会儿童权利小组委员会有关贫穷儿童人权的公听会上,年仅5岁、就读幼儿园高班、“多元活动要发展”成员何承熹,头戴工程帽,向与会者谈“我的志愿”——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工程师,可以建一栋20层大楼,让爸爸妈妈一起住。他手持一栋色彩缤纷、利用积木堆成的玩具大楼,以稚嫩的声音解释每层楼所居住的家人。何承熹称,目前他与父母同住在150呎的房间,“妈妈同我训床头,爸爸训床尾”,他想成为工程师的动机很单纯——“我宜家屋企无钱,间屋好细,我想起一层二十层的楼,俾我妈咪、嗲啲一齐住。” 读这则新闻,我相信,很多成年人会同我一样既感欣慰也觉心酸。心酸的是“何承熹们”的居住状况,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欣慰的是身处艰苦生活环境何承熹萌生发愤改变的志向。 这则新闻,印证新任行政长官在其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议成立儿童事务委员会是及时和必要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加大给予弱势家庭儿童的支援力度。 这则新闻,还启迪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在下一代中,从儿童开始,提升他们的正能量。 更多增加给予弱势家庭儿童的物质支援,尽可能减弱他们幼小心灵对于社会不平等的负面烙印,固然非常需要;同时需要的是引导弱势家庭儿童从他们懂事起就树立发愤努力、积极向上的志向。 一方面,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家庭,普遍存在着溺爱下一代、尤其儿童的现象,加之其他因素,相当一部分儿童少年缺乏顽强刻苦的品质。另一方面,香港经济和社会结构呈现恶劣的“瓶颈”——社会向上流动性呆滞。两方面相结合,造成不少儿童少年在谈“我的志愿”时缺乏何承熹的志气。 成年人都明白,何承熹小朋友欲成为工程师亲手建一栋为其家人提供优越居所的大楼,是一个何等不易实现的志愿。因此,他的志愿令人感动和赞叹,弥足珍贵、值得爱惜,需要提倡。 香港处于十分关键的转折关头。现届政府已然明确表示将推动经济转型,以完善和提升本地产业结构、培育新产业同时拓展与内地经济融合,来提高社会向上流动性,为下一代创造更大发展空间。政府和社会各界还应当考虑,如何引导下一代树立奋发有为的志向? 有一种观点:香港崇尚言论和思想自由,政府不宜宣扬倾向性意见。在反对派中,更是不乏视政府提倡某种观点即为“洗脑”的偏见。 其实,社会风尚关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前途,负责任政府必须重视。引导和推动社会充实正能量,同引导和推动本国或本地经济发展一样,都是政府职能。 提升下一代正能量,需要适当宣传类似何承熹小朋友的正面形象,当然,不能造成有关对象过重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媒体不能带给有关对象以他们难以承受的精神和精力的负担。适切的方式,是提倡幼稚园和小学在小朋友和同学中间发现身边的“何承熹”。 涓涓细流,汇成大河;大河奔流,涌入大海。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有相当一部分从小树立奋发有为的志向,对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抱持强烈鲜明的憧憬,那么,香港必定源源不断地充实丰厚的正能量。 提升下一代的正能量,还必须从小培养他们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也是在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把《国歌法》列入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特区政府表示将尽快在香港本地完成相应立法程序。 反对派政治团体和人士不会反对宣扬“何承熹现象”,但是,他们对《国歌法》在香港实施,或者反对,或者提出疑问,或者欲加拖延。这就提出来一个问题:下一代奋发有为能否脱离国家? 答案是:“否”。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前途和命运完全系于国家,因此,以香港为家的所有香港居民,包括下一代,都必须在香港和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争取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利益。 十九大描绘了国家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宏伟蓝图,给香港以空前发展机遇,也给香港以空前挑战和考验。提升下一代正能量,必须结合克服挑战、抓住机遇。 (《香港商报》2017年11月16日A5“香江评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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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s China trip will affect SAR profoundly 作者: 周八駿
    【2017-11-16】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aid his very first visit to China last wee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ave him the grandest reception ever — described as “state visit-plus”. During his stay in China, Trump, in multiple tweets, expressed gratitude and goodwill toward the host country. The two sides signed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de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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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须关切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 作者: 周八駿
    【2017-11-9】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区域经济说了下列几段话。 第一段话是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习近平说:“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 第二段话是在报告的第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说:“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第三段话是在报告的第十一部分“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习近平说:“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更多这三段话体现三点:第一,中央严格执行“一国两制”。前两段话都是关于内地经济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所在区域都属于内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涉及内地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第二,习近平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肯定“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在这一部分,习近平肯定“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提及“深化内地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但是,没有提这样的交流合作已上升至“区域一体化”程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作为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间“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重大使命而被提出来的。值得香港社会各界深思的是,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今年3月才被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上中央议程,但是,“粤港澳合作”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已谈论多年。 于是,香港居民应当从以上三段话中领会的最重要的一点启示,是我们必须思考一个严肃问题——5年后,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上发表报告时,能否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成效显著”作为未来5年贯彻“一国两制”的重要成就? 回顾历史,国家发展神速,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经历深刻变化。 1979年12月5日,邓小平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那时,香港整体经济水平远高于内地。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那时,香港是内地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一个引擎,是内地与西方世界联系的唯一桥梁。 展望未来,到2035年,国家将提前15年实现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的“第三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香港必须思考在国家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自己将处于怎样的位置?是继续保持领先?抑或被上海甚至深圳超越? 香港必须有紧迫感。10月25日,美国财经媒体CNBC网站报道,世界旅游和旅行者协会于近日发布了“城市旅游及影响”报告称,全球十大增长最快的旅游城市都在亚洲,分别是——中国的重庆、广州、上海、北京、成都、菲律宾马尼拉、印度德里、中国深圳、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国占了6个,而且包揽前五名;上海旅游业的GDP以302亿美元独占鳌头。世界旅游和旅行者协会预测,未来10年,亚洲城市、尤其中国城市将是旅游业发展前沿阵地。香港旅游业的警钟应唤醒香港。 (《大公报》2017年11月9日A12“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港须关切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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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金融中心迎接新时代 作者: 周八駿
    【2017-11-9】 2017年10月27日,香港联合交易所交易大堂结束最后一天交易活动,为其31年的历史画上句号。31年前,1986年,香港联合交易所由原先4家证券交易所合并而成立,其新建交易大堂为当时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中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曾几何时,随着证券交易通过互联网进行而各家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急剧减少,香港联交所的交易大堂变得“大而无当”,必须转变功能。香港交易所决定将其重新改装为多用途的“香港金融大会堂”,举办展览、会议和仪式,推广香港金融市场。这件事,对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迈入新时代具标志性意义。 全球金融市场是率先为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武装起来的。其中,全球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又走在最前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路透社开发的全球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报价和交易系统,就把遍布欧美亚的各主要金融中心联接起来,形成全球单一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由于证券具有国家或地区的特征,不同于国际货币和黄金具有普遍适用性,所以,全球各主要证券交易所虽已联通,却难以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在国家或地区层面,证券交易网络化无纸化已蔚然成风。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堂改变用途,是体现这一风气的应有之举。 更多但是,这只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技术层面的进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迈入新时代,不只是在技术层面更普及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而是在其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更上层楼的拓展。 就在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堂最后一天运作的前一天,10月26日,国家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亿美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10亿美元和10年期1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没有做第三方评级的情况下发行的,却获得约220亿美元的认购,亦即多于计划发行金额10倍。5年期收益率为2.196%(票面利率为2.125%),10年期收益率为2.687%(票面利率为2.625%),两种期限债券票面利率,均低于预期。 这次发行距今年9月标准普尔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仅一个月,国家财政部撇开全球三大评级机构,让金融市场自行评估中国的主权信用,展现了中国政府的自信。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发行美元债券“趋之若鹜”,反映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不受所谓国际权威评级机构影响。 中国政府不缺外汇。正如国家财政部发言人所说,本次发行主权外币债券,融资并非首要考虑;相隔23年,中国政府再次面向国际投资者发行主权外币债券,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中央选择香港证券市场发行美元国债,诚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所说,是体现中央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有利于香港金融市场拓展深度和广度。 20亿美元国债发行和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堂关闭,紧随中共十九大召开,外界不清楚是否属于巧合。但是,中共十九大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论内地金融业改革外放还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都将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影响,都应当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是确定的。而且,对于香港金融市场来说,必须主动积极配合内地金融业进一步改革开放,必须主动积极为内地实体经济服务,唯此,才能不断巩固和提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从2003年以来,香港证券市场已完全依赖内地企业上市。然而,全球各主要证券市场都在争取内地企业上市。10月22日,香港媒体披露,今年首三季美国证券市场有111宗新股上市,集资达26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劲升89%;仅第三季度集资35亿美元,包括阿里巴巴投资的物流服务供货商百世集团。同期香港证券市场新股上市集资额为110亿美元,明显落后美国。美国新股上市大幅超越香港的因素之一,是内地企业到美国上市。据彭博统计,自今年5月起中国企业加速赴美上市,至今累计集资规模超过20亿美元,是去年同期20倍。面对愈益强烈的外部竞争,香港证券市场亟需制度创新,努力保持与内地“近水楼台”的优势。 (《香港商报》2017年11月9日A3“香江评论”发表时把标题改为《港金融中心迎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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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all jurisdiction serves core policy 作者: 周八駿
    【2017-11-8】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aid in his report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must be fully and accurately carried out by firmly maintaining the right to exercise overall jurisdiction over the tw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ves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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